鲜花环绕之中，遗体上覆盖着镰刀斧头的鲜红党旗，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其葬礼可以说是备极哀荣。除了铺天盖地的赞誉之声，各路名流的吊唁致敬，还有中共最高领导人赠送花圈的殊荣。然而，与这个热闹场面不太协调的是，灵棺里的陈忠实头下枕着一部《白鹿原》

这是一部当代罕见的优秀小说，中国的百年孤独，它所展现的历史真实与政治倾向，与镰刀斧头式的红色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这似乎是一个有点滑稽的玩笑。

思考这个矛盾的现象，我们需要认识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进步与倒退，了解禁锢思想的专制制度下，身为作家的陈忠实，曾经有过多么不同凡响的思想反叛和与文学追求，又曾怎样无奈地向权力屈服妥协，在精神上阉割自己后名利双收。

小说的政治倾向与现代针锋相对，早在1992年《白鹿原》出版之初，该书贬低、否定政治倾向性，就被某些党性强的文坛领导人发现了，陈忠实获茅盾文学奖的事情因此受阻。当时，批评者指控《白鹿原》有“倾向性问题”，说作者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化了地主阶级，丑化了革命党人，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

这些严厉的政治指控，由于评论家陈涌出面说话，而得以缓解。在陈涌确认该书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之后，作者遵嘱对该书做了删改。1997年底，《白鹿原》修订本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侥幸逃过一场政治追究，这本笔力凝重的杰作得以存活了下来。

凡是认真阅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不能不承认：那些指控《白鹿原》有政治倾向问题的左派党棍是对的，他们以特有的党性敏感，指出了小说的真相。

《白鹿原》一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扛鼎之作”，其全部奥秘恰恰在于此：出于文学良知，作家拒绝唱赞歌。相反，小说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完全颠覆了现在的格式化文学的话语体系，以赤裸裸的历史真实，对非人性的革命进行了贬斥与否定。

首先，小说把在五十年代遭残酷镇压的地主，描绘成代表民族优秀传统的好人。主人公白嘉轩，他坚守“耕读传家”的古训，继承了父亲的族长地位，关心族人的日常生活与生死存亡。尽管白嘉轩有一些旧宗法家族制度的保守意识，但他以“仁义”真诚待人，广施善举。在长期丑化地主的中国革命文学里，此书塑造了一个受人敬仰的正面的地主形象。

其次，小说揭露了中国革命如何无情地吞噬自己的儿女。书中的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关键人物，是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年轻而真诚的白灵为工作出生入死，结果却在革命根据地遇上红色恐怖，被冤枉为“特务”给生生活埋了。

通过纷繁复杂的历史叙述，这部小说表达出的作者的政治态度与历史观，几乎都是与现有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例如，阶级斗争是基本理论纲领，但在《白鹿原》中，民国时乡村的阶级并非势不两立，白家唯一的长工鹿三，与地主白嘉轩的关系就相处得十分和谐，令人感动。

五四以后一贯反儒的思路，曾把儒家当作“四旧”来镇压，而陈忠实的“仁义白鹿原”却真诚赞美儒家文化和传统的“仁义道德”。书中也真实描写农民革命的暴力与非理性，是如何残忍地剥夺人的生命与尊严。

小说借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发表精辟高论，把白鹿原比作一只翻烧饼、摊煎饼的鏊子。国共两党血腥的政治斗争，在小说中的人物看来，只不过是以百姓为刍狗、导致民不聊生的“翻烙饼”而已。

小说里的国民党员有坏人，但也有如鹿兆海、岳维山一类的正人君子。而新政府方面却很讽刺，他们的优秀人物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能够活下来并青云直上的，却是白孝文那类踩着别人尸骨往上爬的堕落分子和小人。

小说文本分析出来的政治倾向，陈忠实本人是不会承认的。不但不会承认，老先生如活着，还会高调地宣布，他本人的倾向性与笔者所指出的倾向完全相反。

1993年12月《白鹿原》出版不久、尚未获奖之时，陈忠实就发表了《毛泽东代表着一切普通中国人的独立人格》一文，热烈赞颂毛泽东的崇高人格、思想、智慧以及其创立的伟业。2012年在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陈忠实又一再强调：“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

如果联系到陈忠实本人的中共党员身份，回顾他长期在农村做基层干部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想象，陈忠实“拥共”的自我表白虽有隐情与某种目的，但却不完全是假话。

那么，一个持拥共立场的作家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来呢？这种看似奇怪的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在西方文学史上上，这种现象被理论家定义为“现实主义对意识形态、对政治观点的胜利”。作家们虽然都会有自己的阶级立场与政治观点，但一旦他们秉承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真实地观察与描写历史与现实，那么，其作品倾向就可能走向本人政治立场的反面。

恩格斯在谈巴尔扎克的创作时说：巴尔扎克的同情心虽然是在贵族一边，但在作品中却毫不掩饰地赞美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英雄们。以此为证，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

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属于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拜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之赐，陈一度摆脱了极左的“革命现实主义”桎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运用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展现渭河平原百年的沧桑变迁，写出了一部中国人的心灵苦难史。

谈到酝酿构思《白鹿原》的过程，陈忠实说自己“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在西安郊县做社会调查，研读有关关中历史的书籍”。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其中的很多场景与细节，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出处。例如，有些小说情节是以关中、西安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被称为“白鹿精魂”的高尚人物，都有其现实的生活原型。例如，坚持儒家文化、处处与人为善的朱先生，其原型是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被活埋的白灵其悲剧取材于革命烈士张静雯的遭遇。

为获奖自我阉割，不是陈一个，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曾因一部《静静的顿河》成为前苏联高官，陈因《白鹿原》一跃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两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受过苦，都曾在基层任职。

有国内评论家说：“《白鹿原》是从《静静的顿河》这棵大树上摇落的一粒种子。”陈忠实之所以能一度摆脱红色文艺之窠，与《静静的顿河》对他的深远影响有关。他的《白鹿原》学习《静静的顿河》，以客观www.i1766.cn求真的态度，揭露革命的血腥与丑陋。两部作品都同样遭受过政治审查与批评。不同的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肖洛霍夫后来为苏共的高压政策辩护，招致作家们的憎恶，而陈忠实成名当官之后，据说还保持了某种农民的朴实和谦虚。

但是，从《白鹿原》出版后他的一系列表现来看，这位农民作家在精神上迅速地萎靡下去了，一蹶不振。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1，为了获奖，陈忠实修改了《白鹿原》，对作品实行自我审查。茅盾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奖的最高荣誉之一。1997年，该奖评委在评议《白鹿原》时出现分歧。陈忠实接受了要他修改的建议，删改了两三千字，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叙述，例如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论，还淡化一些性描写。拿一本不明不白的修改版去获奖，陈忠实因此受到一些严肃评论家的批评，被指责为“迎合评委”，“对读者的背叛”，“向政治与功利的一次可耻的妥协”

2，自《白鹿原》出版后，陈忠实急于澄清自己的政治倾向，他转而高调地赞颂毛泽东，并声称自己的作品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

3，此后二十年，陈忠实只是“写写散文，随意写作”，不敢再以小说“妄议”中国政治历史。即使他曾酝酿过一部描写当下乡村生活长篇小说，也一直没有动笔。

至今还有一些文坛批评家不能原谅陈忠实的删书行为，视他为“软骨头”。但我们可以用史学家陈寅恪的“同情之了解”的态度，设身处地体察对方，把陈忠实的“软骨头现象”放到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去看，即使官方如此表彰陈忠实，至今还有左派人士称陈忠实为“反共作家”，指责陈忠实那一代作家“真真切切地颠覆了共产党的历史以及植根于这段历史的价值观。”

长期以来，左派们所扣的上纲上线的政治大帽子，该书曾被广电部列为影视禁拍作品的麻烦，都令陈忠实气恼郁闷。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产生了恐惧心理。在八十年代中期短暂的政治艳阳天里，陈忠实开始构思《白鹿原》。当时思想解放的作家，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的写作手法，大胆反思历史，调动多种文化资源。这部小说可以归于的“新历史小说”、“寻根文学”一类，具有鲜明的反叛性与冒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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