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口述史的两点思考??读定宜庄、汪润《口述史读本》
对于初涉口述史的我们来说,定宜庄与汪润合编的这本《口述史读本》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此书主要是一个论文集,博采众长,广泛收集了国内外在口述史方面优秀的论文以及一些经典案例,在行文上也颇有想法,全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介绍了口述史的学术史及基本理论,让我们对其有个初步的认识,掌握一定的理论基础,在第二部分便介绍了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还提出了呼唤中国口述史腾飞的口号,最后一部分则介绍了一些国内外口述史方面的经典案例,让我们更加直接体会到口述史的魅力。此文的匠心独具,让我也受益匪浅,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一、关于口述资料是否可信问题的思考
当我们与人谈起口述史的时候,出现最多的情况可能是很多人会提出质疑:人们自己说的话怎么可以相信呢,肯定会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虚构成分,或者有许多东西都不会说,这样的口述史资料有什么意义呢?在此书的第一部分也用显目的小标题提出“口述史讲述的是可信的过去吗?”(见定宜庄、汪润:《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这是一个概念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在推广口述史的时候便会产生巨大的阻力,无论我们把口述史说的多么好,用处多么的大,这样一个前提问题不解决,他心里始终会存有芥蒂,不会去接纳以至参与口述史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来说,我们不应就事论事,诚然口述史是会存在这样的情况,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量,或许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首先,对比之前的史料来看。我们目前研究古代历史主要是从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物这两大块来入手的,就传世文献来说,在正史中记载的主要是一些大人物的事迹,且文字很少,多是些概括性的东西,我们若是要研究某人,必须从其文集入手,借助他人对其的记载来推测他的某些思想或主张,这些文字都是经过人的加工而形成的,其主观色彩会更加浓厚,可信程度也必然会存在质疑,但是我们无法得到其他更有用的资料,只能如此,只能把这些更无法辩证的材料当作信史来用,那我们何不直接让他自己说出当时做此事或写此文时候的想法与思想呢,旁人的推测多少会与其真实的想法有所出入,推测的过程也也会异常的繁琐,不如其本人说出来得直接与准确。
其次,对比现存的史料来看。当今社会已经相当发达了,留下记录的形式有很多种,如报纸、文件、书籍等等,还有网络上的微博、微信、QQ等等。当今材料若对比之前的来说,过于的繁杂了,留下的文献资料太多了,对于研究个人来说,太难找到出有用的资料了,每个平凡的人在这个浩瀚的世界里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不留下一些属于个人的文本,那么若干年以后或许你的存在便无人知晓,但如果我们留下个人的口述史资料,为我们以后的研究会提供很大的便利,最起码可以让你的子孙后辈知道你的存在,让想了解你的人能够试图去还原你。
最后,放宽我们的视野,从未来的角度来考量我们当今口述史资料的价值。如若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口述史资料,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而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我们以后必然会发明如何去整理以及搜索这个数据库的技术手段,而这些资料将会对未来的人们来说会产生怎样的效益,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起码可以知道的是,这些资料对于后人研究我们当今的社会,会产生不小的帮助。
综上所述,口述史资料是否可信问题本不应该成为问题,我们考虑一个事物的时候不应着眼于其有哪些弊端,而应考量与前者相比有哪些进步,是否会产生更大的作用,这便足矣。对于口述史来说,留下的是记忆,展现的是现象,挖掘的却是事实。
二、关于口述史操作的思考
当我们与他人谈起口述史的时候,或许别人还会产生另外一种质疑:你们口述史到底是干什么呀?不就是拿个录音机找个人采访一下,然后记录下采访的文字嘛,还用得着研究吗?这或许是大多数不了解口述史的想法呢?那么口述史是否真的如此简单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口述史的操作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许许多多的状况,对采访团队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
目前学界已经有了很多关于口述史实践操作的论文发表了,我也阅读了一些,在这里谈谈粗浅的想法。
我把口述史工作在时间上划分为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三个阶段,在操作流程中又可以分为准备阶段、采访阶段、转录阶段、补录阶段、定稿阶段,具体来讲就是,首先在采访之前要“确定采访对象,搜集采访对象的有关资料,这是最重要的一环”(见定宜庄、汪润:《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初步了解之后与之联系,联系之后便可以与之磋商口述采访的具体问题,约定采访时间,在约定时间到来之前,需要再一次的搜集资料,可以根据采访者的提示去搜集,然后团队商讨拟定出采访过程中的问题,针对不同阶层的人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做一个万全的准备工作。采访之时,首先要注意的便是语言问题和年龄问题,语言不通会使采访变得异常困难,而采访者的年龄不应与被访者相距过大,尤其是在采访经历过一些特殊时期(如人民公社、文革以及生活资料极度贫乏时期)的人的时侯,最好找与之有相同感受的人,否则无法产生共鸣,影响采访质量。采访之中,“要注意引导,做好‘催生婆’的工作”(见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页),而面对出现的具体状况,需要采访者凭个人经验去灵活处理,尽量使采访高效、顺利的达到预期效果。采访之后,需要找人来进行转录、编辑,转录最好找打字速度快的,编辑最好找文字能力强的,最好是“让本科生承担转录,研究生承担改写工作”(见钱茂伟:《口述史流程相关问题思考》,《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2期。),对编辑好的稿子进行评估,如不满意,需要进行必要的补录工作,这个次数尽量要少,避免影响到受访者。补录之后,便是定稿阶段,稿子如数写完之后,应让受访者阅读一遍,进行比对,看看有没有遗漏或错误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确定没有某些特殊原因而不能出版的情况,政治因素应尽量避免,而其中关于他人的评价也慎重刊登,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此种论断的时候应保持中立。尽量使口述史的质量做好的同时,避免出现其他不和谐的状况。
这些只是我的理论思考,由于没有进行具体的采访工作,这些想法必有疏忽之处,在以后的读书以及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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