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认为世界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明的冲突，而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宗教是重要的。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最严重的分裂，而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统一。
如果分析一下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来，西方是在十五世纪之后逐渐崛起的，西方的崛起主要是因为西方军队在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后来因工业革命而获得了武器之利，其实并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和宗教的优越性。鱼评：欧洲在某种程度上一直类似于战国时期的中国，所以在邦国林立之中，战争是经常状态--经常性的战争使欧洲人精于战争组织，另外，欧洲因为邦国林立，因此自由民开始增多，出现了更多的以手工业者聚居地的城市，城市在工业、商业方面为欧洲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工业革命产生后，欧洲劳动生产率得以快速提高。在内部练好内功后，再假以工业革命带来的坚船利炮和医疗后勤等优势，使欧洲可以横扫全球。
人们普遍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个融合的时代，融合与贸易的发展会促进世界和平，但亨廷顿认为贸易增长、世界融合和人口流动是世界分裂的力量。他提出社会心理学有个差异性理论，就是人们会在特定背景下把自己区别于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比如一个女心理学家和一群各种职业的妇女在一起，她把自己看做是心理学家，但如果她和一群男心理学家在一起，她会把自己看为女人。生长在西方世界的穆斯林可能更多的把自己视为穆斯林，这就解释了他们在基督教文明中的那种异化心态。这一点更让人理解，为什么出了国的中国人特别爱国。所以亨廷顿说：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文明、社会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而且从群体心理学来讲，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需要去敌视另一个群体才能强化这种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永远是最有市场的。在自己国家里，坚持普世价值的人在非西方社会里则往往被斥为“卖国者”丧失其影响力。因此，与西方国家人们的普遍认识相反，非西方国家越是走向普选的民主化过程，越是容易走向民族主义，而不是亲西方。鱼评：这也是华盛顿共识矛盾的地方，难道斯蒂格利茨忍无可忍的说坚持华盛顿共识的人实在是愚蠢的难以忍受。
其实从20世纪后，西方就开始衰落了。西方的衰落体现为领土、人口总额、人口质量（受教育人口比例）、工业产值的占比缩减。与此同时，出现了非西方的本土化过程，这些领导人大多接受了西方教育，但是他们不改变自己的认同和信仰，比如穆罕默德.阿里、李光耀、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等人。而民主的矛盾进一步推动 了本土化，选举竞争刺激使这些非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强调的是本土化而非西方化。--他们最吸引大众的标题往往是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和有宗教特征的---从这一点上讲，民主化和西方化其实是冲突的，比如，伊斯兰教激进主义在伊斯兰国家几次选举中都表现出色。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时代，这一本土化的全球进程是通过世界众多地区出现的宗教复兴广泛表现出来的。
20世纪下半页开始了新的宗教复兴，吉利斯凯伯尔称之为“上帝的报复”，这次宗教复兴的目标不再是“使伊斯兰现代化，而是使现化性伊斯兰化。”这次宗教复兴重新解释宗教，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所有这些宗教的原旨主义都专注于对宗教教义、体制的净化，其方式则是好战的。鱼评：前期看过《异类》这本书，指出好战是人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有其成长环境基因的影响。当然，亨廷顿是政治学家，他看问题会更宏观的从国别以及文化角度来阐释，而从更微观的解释伊斯兰的好战性方面，并没有更深入的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希望能有更多的智者指明方向。
宗教复兴出现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可能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认同的权力体系的根源瓦解了，人们从农村到了城市，而对新的关系，他们需要认同根源、和新形式的稳定以及道德规范和心理寄托来强化他们的意义感和目的感。因此无论是主流宗教还是原教旨主义宗教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要。宗教群体提供了小的社会群体来替代那些现代化中人们失去的东西。--即治疗不稳定的现代化环境中人们遭受的心理、情感以及社会创伤。正如拉吉斯.德布里说的：“宗教是弱者的维生素”。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有几分相似之处，有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执著于根本的变革，提倡回到更纯正和苛求的宗教形式，鼓吹工作秩序和纪律，对于正在形成的、有生气的中间阶级相当有吸引力。忽视20世纪开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对东半球的政治影响就等于忽视16世纪开新教改革对欧洲的政治影响。原教旨主义特别善于动用现代通信和组织技术来传播其信息，另外，伊斯兰教组织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组织网络，填补了政府的空白，他们兴建医院 、学校、提供福利和其它服务，在开罗地震后，这些组织几小时内就开始分发食品与毛毯，政府组织却迟迟没有出现。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员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年轻，大都来自于技术院校、工程师和科研人员，80%以上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半数以上来自于精英院校，在妇女中很有影响力。还有一个主要成分是移民以及新近移居城市的人。伊斯兰的复兴是现代化的产物，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通信和媒体应用的加强，破坏了乡村和氏族纽带，造成了异化和认同危机，伊斯兰教的象征、信奉和信仰则满足了这些心理需求，伊斯兰福利组织则满足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需要。同时石油经济则刺激推动了伊斯兰国家财富权力。
同样，物质成功带来对文化的伸张，硬实力才能衍生出软实力，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也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如弘扬东方勤奋、节俭、家庭与纪律的文化观念。如果印度有一天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力量，我们就得做好准备去接受关于印度文化的优越性的解读。
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眼中，政治忠诚主要是对部落的忠诚和对更大规模上的文化宗教和帝国统一体的忠诚。部落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的核心，因此中亚历史上根本没有国家认同感，忠诚是对部落而不是国家。但在另一个方面，人们确实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方式的统一力量。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小集团和大信仰，即部落和伊斯兰信仰一直是忠诚和义务的中心。而民族国家则一直不重要，因此在阿拉伯世界中，现存国家的合法性很成问题，因为他们大多数是西方“造”出来的。而且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同安拉具有最高权力思想不相容，因此，伊斯兰极端主义普遍摒弃民族国家而赞成伊斯兰的团结。
当前几个强大的伊斯兰核心国家，都要求核心国家宗教和政治领导人合二为一，这只在历史上7世纪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定都大马士革、8世纪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和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才短暂的出现过几次。20世纪大部分时间，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和宗教文化的合法性来担当这个角色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缺少核心国家也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原因。鱼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当ISIS的巴格达迪宣布为哈里发时，伊斯兰世界人民的那种激动的心情，一位澳大利亚的阿訇说，“他看了当时的视频，泪流满面，从内心深处感觉自己重生了。”
现在，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会是对抗性的。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是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主要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西方为另一方。
另外，欧洲移民中三分之二是穆斯林移民，而大多数穆斯林无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文化。而在西欧，公众普遍有对移民的敌意。指向阿拉伯的排外主义已经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指向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和表面的历史现象。
一方面冲突源自于双方的不同，对于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对于基督教来说，他们早就接受了政教分离的观念。另一方面冲突也来自于他们的共同性： A，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论，与多神教不同，他们不接受其他的神。 B，他们的视角都是二元的，用一种非此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 C，他们都是普世主义，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要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 D，他们都负有使命感，认为教徒有义务接受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的信仰。 E，而且他们的历史观都是目的论的，与其他文明的轮回和静态的历史观不同。
现代社会，伊斯兰和西方的矛盾更是几乎不可避免，因为： A，穆斯林人口增长导致的失业和西方移民给临近社会带来压力。 B，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强化了他们对自己价值观的信心。 C，西方世界强行推广价值观以及对伊斯兰世界内部冲突的干预遭致的穆斯林强烈不满。 D，共产主义的崩溃消灭了西方和穆斯林共同的敌人。 E，穆斯林和西方混居不仅没有促进融合反而加剧了分歧。只要穆斯林还是穆斯林，西方还是西方，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就会不可避免。
因此，西方人有一种历史终结的情怀，以为西方人的普世价值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亨廷顿智慧并略带讽刺意义的说---在任何文明的历史上，历史都曾经有过“终结”，有时还不止一次！随着一种文明国家的普遍出现，它的人民会由于汤因比说的“不朽的幻想”而变得盲目，确信他们的文明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比如罗马、阿拔斯哈里发、莫卧尔和奥斯曼都出现过。但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都是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在当今正在呈现文明冲突的社会里，西方的普世观念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和危险的。认为非西方人民应该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有悖于西方自己提出的民主观，而且极有可能导致核心文明之间的战争。所有的文明都经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时期，没有一种文明应该随着权力的扩大而能一统天下。因此，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在于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新塑造其它文明，而是应该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否则因为文明的冲突而导致的战争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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