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忏悔的人”到“人的忏悔”不在于忏悔范围的扩大或程度的加深,它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忏悔人的”人始终停留在具体的和阶段的性的层次上的忏悔…… 而“人的忏悔”则是表现为20世纪现代科学成果在人对自身认识范畴的一种折射,表现为人对自身局限的深刻理解和感悟,这种忏悔的对象不是人,它指向个人具体行为背后的某种人类的普遍性。 鲁迅笔下的狂人,对于“吃人”这一人类野蛮特征的认知,并不是某一阶段而言,从易牙蒸子到徐锡麟被吃,从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到“文化大革命”中残酷的破坏,无不印证鲁迅这一现代感觉。
就以“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及其武斗内战为例,作者认为它在社会心理方面释放了潜藏于人的无意识区域中的兽性能量,这种兽性能量是每个人都可能具有的,在健全的社会环境中,它深深蛰伏于人的理性控制之下(偶尔也可能以社会刑事犯罪活动的形式冒出来)。
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正常秩序被打乱,使诸如疯狂的破坏欲和阴毒的迫害欲等人类最黑暗的心理与民族生命力处于极其枯萎的时代产生了感应、交合与击撞,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冲垮50年代就腐朽了的理性堤岸,如洪水般的咆哮着席卷社会。 人在这种时候感受到一种野兽扑食时的自由感和放纵感,任何犯罪行为都成为了可能。
虽然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感悟到这一点,但作为人类普遍局限(也可以作为一种罪行),它显然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民族所有的,在世界旮旯角落曾发生过的战争、残杀、迫害运动和恐怖主义,都可以视作人类兽性能量的集中释放所演化的不同形式。 对“文化大革命”中轮回式的劫难忏悔,可以是对个人的罪责及其报应的悔悟,也可以由此意识到人在历史狂潮中不可自主的犯罪行为,进而意识到人的悲剧性的局限。这里就有“忏悔的人”和“人的忏悔”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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