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为世人呈现出关于现当代西方知识分子道德责任现状。从全文的基调来看，作者对于现当代西方知识分子是持批判态度的，而令作者大加批判的就是，作为生产理念的知识分子不必直接面对公众也能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并常常不必为自己的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负责，更可怕的是知识分子常常无视那些负面后果而固执己见。作者回顾20世纪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认为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染有两个鲜明特征：其一是“圣化构想”，即与强调经验和审慎的“悲观构想”相对应的一种完美化得构想，它常常设定一个完美社会的图景来批判现实社会，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种出路和解决方案，乃至认为自己或某种制度，甚至某个领域就是被圣化得个人，将引领社会脱离愚昧而走向光明；而另一鲜明特征是“辞令技巧”，知识分子善于美化自己的“圣化构想”，也善于批判别人，或者过滤、虚构、扭曲事实或词语描述来打击对手，甚至在他们的理念明显失败后，也善于文过饰非，极力掩饰自己的过失，为自己寻找种种合理化的借口。作者就从知识分子的这两个鲜明特征出发，仔细考察知识分子与知识、观念、经济学、社会构想、媒体与学术界中的可选择现实、法律、战争、社会几方面的关系，深层次分析了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道德现状。
何为“知识分子”
在对知识分子下一个合理准确的定义之前，作者首先区别了智力与智慧的差别。作者认为智力就是纯粹的脑力，它是理解和运用复杂概念和理念的能力，但智力也可能受到概念和理念的驱使，而导向错误的结论和不明智的行为。而智慧则是将智力、知识、经验和判断等综合起来，并以某种方式形成融会贯通的理解。之后，作者才为知识分子下一个定义，作者认为，本书所讲的知识分子是一种职业种类，从事这种种类职业的人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理念，即理念的处理者。这种处理并不是对理念的个人性运用，而是将那些具体的理念交由他人付诸完成。知识分子的成果，即其终端产品，是由理念所构成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而不管这些理念会对具体的事情带来何种的影响。理念所影响的这些事情和理念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往往并非由知识分子所承担，而是由别人所承担。理念本身不仅是知识分子功能的核心，也是知识分子成就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这种职业经常具有的危险诱惑力的根源。根据这个定义，作者认为医生与工程师以及金融奇才等并不是知识分子，原因是他们的终端产品并不是理念，而是由于执行理念而作用的具体事物。
“圣化构想”与“辞令技巧”
知识分子作为圣化构想者，他们认为自己所掌握的百分之一的特殊知识远远超过分散在普通平民身上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平凡知识，自己单方面的脱离现实构造一副现实社会的美好图景。在自己构想的美好图景中孤芳自赏，总是倾向于拒斥别人，他们不愿意承认，人们能够从具体情境中得出他们关于所遇到的或所观察到的具体的人的准确结论；知识分子也不愿意承认时空上远离具体情境的他们自己，在得出立足于他们所共有的偏见之上的结论时，其结论可能会是错误的。
知识分子所构想的社会中，社会弊病在根本上是智识的、道德的问题，而知识分子完全有能力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因为他们拥有伟大的知识和洞察力，他们也不会让经济利益来蒙蔽自己的心灵从而偏爱现有秩序，他们总是能够凭着良心说话。在他们构想的社会中，态度永远比原则重要，甚至凌驾于原则之上，他们的态度重新塑造社会氛围，引导舆论导向。在社会政策的选择中，圣化者的态度决定政府官员决策权的行使；在媒体与学术界中，他们的态度决定可选择的事实；在战争中，他们对和平主义的构想，使得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一方无所适从（二战前的英法和越战）；甚至在法律中，他们的态度改变法律的性质，以使法律符合他们所确定的“当前生活的至关重要的要求”，让法律去符合时代的流行构想，符合圣化知识分子的构想。
在这幅美好图景中，知识分子奉行“过一天算一天”的理性主义，当每一个问题产生时，这种理性主义冒险将其分析限定到对这一问题的当下影响上，却忽略这种决定的影响所产生的更为深远的后果，而这些未来的后果在评价当下问题时是非常有价值的。“过一天算一天”的理性主义总是孤立的考虑问题，然而就其长远影响来说，终将酿成祸患。这种圣化构想下的理性主义突出表现在慕尼黑会议中，灾难即将来临的预兆鲜明地摆在那里，任何人都看得到，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却只是被当作孤立的事件来处理，不去面对一系列行动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内的后果，而导致了一个与日俱增的威胁。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知识分子能够以他们所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界定问题，并且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也会保持在知识分子所定义的限度内。
为了维持其圣化构想的运转及其理性的信仰，知识分子肆无忌惮地使用他们的辞令技巧。他们通过断章取义、重新定义词汇、虚构事实和人物及其人格、选择数据统计范畴、言辞净化来反映圣化构想而进行画面创作。从而使得一个社会所获得的信息就变成了知识分子预设的信息，无论是关于国家的信息，还是关于个人的信息。最令我痛恨的是，圣化知识分子为了那个不可能实现的和平主义构想，不惜把为国捐躯的英雄转变成可怜的牺牲者，在这个过程中，圣化知识分子的辞令技巧达到顶峰。可是不管一个特定构想可能会有多么激动人心或引人入胜，最终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在真实性已经被筛选掉已符合某种构想之意义时，这些已被过滤的信息便会错误地引导人们制定不可饶恕的错误决策。而对于这种决策的后果，我们却都必须去适应，因为它将不会适应我们。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己
中国知识分子长期认为自己应当代表社会的良心与思想的尊严，并向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可实际发展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到底变成何种模？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容易向权力卑躬屈膝。但当我读完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时，有了新的感悟，其实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会有“圣化构想”和“辞令技巧”，这其实是人的本性，也就是平常人幻想与伶牙俐齿的升级版而已，只不过知识分子将其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我认为，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应当摒除《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西方知识分子脱离现实构想社会，而是立足自己生活的实际范畴进行现实性构想。谁也不清楚社会到底会发展到哪一步，对于社会的构想就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但并不代表可以随意的幻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需要的是现实性构想，而非圣化构想，并且不断验证构想的可操作性。同时，在这个被虚幻信息充斥的世界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需要有一颗探求真理的决心。希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能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做一个现实的真理啃食者。
结语：
知识分子的圣化构想脱离现实，而他们的辞令技巧又决定了知识分子沉迷与自己所幻想的构想社会中，不愿接受现实社会的意见。知识分子拒斥一手经验创设观念；混淆静态与动态的经济统计范畴，歪曲解释经济学现象；通过预先包装好的结论教化世人，抽象出一个构想世界；筛选掉部分事实甚至是虚构事实，来维持其在媒体界和学术界的权威；知识分子直接将其理念转变为法律，改变法律使其符合圣化构想；混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界限，制造扭转战争的社会舆论，当然结果的好坏，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这一切使得知识分子的圣化构想最终失去可实现性，也使得知识分子一点点的失去对国家的忠诚。引用作者的一段话就是“虽然肉眼凡胎所携带的微生物达到一定程度、细菌或病毒开始大肆泛滥后生命就会被摧毁，但通常在携带细菌和病毒数量较小的情况下生命却仍然能够生存。同样的道理就是，一个社会在它内部只有少量的不忠诚的情况下也能够延续。但是这种不忠诚的数量大到没有约束时，情况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一个没有任何抵抗意志的社会，最终只有承担崩溃的命运，而绝不可能在那些无所忌惮又残暴无比的力量面前得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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