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一句名言，这是我认为最有嚼头的四个字。前两天看到的网络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数学最让人难以理解的一点，就是它竟然可以让人理解”。像这样的话越读越有味道。同样网上也时不常评一些类似于“XX个最美丽的数学公式”这样的东西，我们发现越是牛逼的东西越是简洁，这就是奥姆剃刀原理吧。大师们把所有他们走过的足迹都“狡猾地抹掉了”，剩下的只有这些深奥，简洁而又美丽的东西，浓缩的都是精华呀。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理解它就只能从我们世俗的角度来理解了。 据说笛卡尔在说这句话时，是在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为什么在我们的心目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伟大的形象，一直在那里，成为我们所有的思考，认识的背景，是我们在面对所有不确定性时候的一个最为原始的确定的东西。从这种角度来理解它，确实这个伟大的“背影”无疑就是我们的“父亲”，他创造了我们，抚育了我们，照看着我们，他挡住了所有的岁月的狂风暴雨，变迁无常，给我们一个相对平直的时空，这就是阳光雨露的恩泽，那双“无形的手”牵引我们走过所有的坷坎，就像小时候父亲牵着我们，生怕我们会摔倒一样。。。。。 人类的理性是我们天生就有的，这就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基本操作系统，它隐藏在那个DNA的结构之中。这个伟大的结构是亿万年的风霜雪雨不断锤炼过的东西，在不断的迭代中，一个万能的算法就那样存在了，它的存在就一定是这个世界的最好的拟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没有过度拟合任何东西，他给予我们的就是那样的一个理性的基础，其他的东西都在我们的轮回中被忘掉了，因为那些东西是必须被忘掉的，它们收藏了太多那个具体时代的细节，那些是没有指导意义的，反而会增添过多的“狂傲”。 不仅苏格拉底和笛卡尔有从具体事物的认知，不断提升到抽象认知的方法论，同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这样的认知逻辑规则，那就是从一个普通的个体的认知，不断提升，不断向上发展，寻找这个个别命题的上一层前提规则的方法，这就是理性的逻辑规则，这样的推理到最高层的东西，最高层的命题将是一个坚强的理念，信念，一种亚里士多德说的“理性直观”，只有在这样的坚强信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放心地推导出我们世俗的认知，就像我们从一个几何的公理，推导出其他的具体的结论一样。这样的具体的推理仅仅只是那个伟大的公理的另外一种表示形式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数学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它都是那些公理的同构表达而已，但是它对于我们实际生活的价值却是无限的。在笛卡尔的那个最原始的“公理”处就是上帝的身影，在柏拉图那里就是他的“相”。 在我理解中柏拉图晚期的“相”，就是他的“通种”论中的“相”，和笛卡尔的上帝是一致的。在笛卡尔看来在那个隐约的身影之后就是那些铁一样的法则，冷却的推理；在柏拉图那里，他年轻时，这个整个认知体系都是带楞带角，而在他的晚年这个静态的系统加入了流变的成分，开始动起来，开始有了生命的迹象，开始了理性和现实的结合，最后形成了一个最为伟大的认知体系，传承它的人是他去世的一千多年后的黑格尔，他传承了这个思想的烟火，但很快又被异化了。 “我思故我在”，这里的“我”确实是一个不解之谜。我们是在什么时候突然有自我意识了的？什么时候一堆有机无机的物质，组织，结构突然出现了一个自我的概念？认为所有的这些物质，组织，结构归于一个紧凑的个体了？他们不再是一堆分散的东西，而是以一个整体出现了，他们成为了一个“自我”。这样的“涌现”是一个靠普通理性根本无法理解的东西。 “我”的存在是以“思”为线索的，或者说以“思”为轴心的，没有“思”就没有“我”，正是因为我能“思”了，“我”才称其为一个个体。。。你可以看到自然界有很多的生物体，它是不能“思”的，就像那些以一种生态形式存在的原始生物体，他们就还没有形成一个“我”，蚁群也是这样的，其实他们的个体是没有一个个体的概念的，那些我们对他们的认知仅仅只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给他们赋予的概念。以一个个体进行思考就是一个个体形成的最伟大标志。 但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认知中也存在着矛盾，纠结，犹豫，徘徊，那正是我们是一个个体的“我”的原因，因为我们只能有一个判断，一个行为指导，而无法同时做自相矛盾的事，说自相矛盾的话，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工作，你常常会听到人们说“ONE VOICE”, 国家的新闻发言人或者重要的领导讲话都有一个“口径”，这些都是在说我们是一个整体。当然你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他们有时候是矛盾的，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他们政府，国会可能各执一词，而且相互矛盾，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好的策略，但是显然它还是一个相对于中国这样的层次结构更为松散的“我”，一个联邦的“我”。 另外关于“思”，我们同样可以做很多的探讨，有机会再来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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