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不同是联系东西方哲学最首要的问题，在学术界长期引起中国哲学是否存在的争论，因此界定哲学范畴就必然是一项根本性的建设。冯先生熟谙东西两个系统的学术体系，从哲学史的角度一一对比，找出了造成两方根本性区别及其因由。因为本书大致出自冯先生在美演讲的稿件，又在美国最先出版并流行，书中并不提供对西方哲学基本常识的解释，从我的角度出发我认为，不妨加入一些细节作对比分析，即可仿照着形成对中国哲学某些系统性的理解。
冯友兰给中国哲学下定义为“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反思以问道体，人生是为相用；而西哲的范畴大致可以概括为“批判性的理论思维”和“高尚的终极关怀”，以这个标准，自然是无法把中国哲学的“不离日用常行内”划分进去的。而定义的范畴基于哲学的根本课题，中哲的根本命题为“将入世与出世统一起来（人生反思）”，入世与出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于西方的肉与灵，西方恰好追求的是肉与灵的剥离，这里就表现出双方思维方式里中庸式的辩证与排中式的分析之区别，而思维方式又与其他客观因素有关；西哲的根本命题在于追求真理，探讨存在性，本体论，形上学等问题，这就规定了其对于理性的崇尚（理论思维），它认为“肉”是得到真理（终极关怀）的障碍，是与智性相违背的（批判性），无论“灵”的结果是哲学还是宗教，但都是高尚向“灵”的（终极关怀）。
这样的命题从何而来，又把族群的思想带向何方？我们知道思想往往是从思考生死开始的，因此在哲学的发端之前，各民族都会有一些神鬼，我们不妨把灵魂观看作最原始的问题之一，我们来看中西方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中国发展到商周时期，已经有了完备的占卜方法并且官方化，政占合一，可能减缓了多神体系的形成，而且在事实上如果考虑占卜官的操作过程和政治目的，我认为它已经弱化了神的影响，为人的能动性提供了可能。于是便没有产生一神的宗教，反而从《易》出发萌发了哲学思想，之后又产生了圣人的概念。圣人概念起初包含思想境界和执行王道两个方面，与后来“内圣外王”的说法一致，因此思想家就有了给出真理的权利，哲学家被推到处理众生万象的地位上，甚至从祭祀来看圣贤的地位仅次于天地和皇家祖庙，皇家又称天子，那么从理论上绝对的圣贤也就掌握着应该属于上帝的全部真理，作为类似上帝的角色他自然就不再向神问天下事，而是反求诸己，平天下事，所以哲学家要考虑出世入世的人生问题，读书人呢，就是贯彻圣贤之道，追求成为圣贤，佛家甚至主张人人都能成为圣贤，因此占卜官在先哲学家在后，彻底替代了宗教，支撑了中国人的哲学信仰。再看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已经存在了某些宗教，而占卜一直不作为入流的行为，甚至归为异教，在哲学发端的过程中，收到了宗教影响的哲学家们无法脱离向神寻求真理的观念，以至于提出灵肉分离，发展到奥古斯丁时哲学家来论证基督教义，所以早期西哲提供了很多支持宗教的观点。再之后，社会上的问题交给政教合一的运行模式，众生由神接管，哲学家则更多关心自我与真理，哲学走向单纯的智性，严密的推理，以至于成为“概念的诗”。
中国的古代哲学与政治，西方的古代哲学与宗教，都是并蒂而生的，即使像有人所说的“中国文化精神基础是伦理”，在早期也可以认为伦理与政治直接相关。然而宗教终究存在其虚伪本质，虽然它发挥了教化人心的作用，但也助长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神的子民可以把一切自私的罪过向神求得救赎，其本质似乎类似自欺欺人。宗教的美梦破碎之后，教义彻底不再提供超道德价值，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哲学，而且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而是终究会归于人生反思，所以说中国哲学的未来是东西方传统的对接。
另有一些客观条件影响着中国哲学的产生。书中提及大陆国家的地理特征，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经济社会模式，以及其所催生的家族制度，对大自然和顺遂自然的思想方法的推崇，还有‘’中庸”的思维方式，语种，分封制下士人阶层的形成等。最终在先秦时期产生了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共十家学说。
结合文本与讨论内容，我在上文中加进了不少个人的理解和猜想，有些观点可能太过草率和幼稚，才疏学浅，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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