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崔之清教授1962年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后留在南大历史系工作，是茅家琦先生的得意门生。本文是崔教授阅读茅家琦先生的《历史与思想论集》一书的读书笔记，字里行间都包含着浓浓的师生情谊，读罢令人感动不已。 2015年，我们在安庆为茅家琦先生庆贺米寿，今年，又将提前庆祝先生九十华诞，并就此向先生禀报和征询意见。先生希望为新著《历史与思想论集》举办一次学术报告暨研讨会。届时由先生作新著主题报告，与会师友和弟子展开研讨，交流心得，切磋学问，以推进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提升。先生在2015年10月即将文稿交付南京大学出版社，12月上旬，笔者有幸得到和拜读文稿电子版，受教良多，深切感受了近十年来先生在史学思想与理论领域的重要创新和建树。在此谨就个人学习和思考的心得体会做粗浅的整理，写成这篇读后感言，以请教先生及各位师友同学。 一、回望治学之路：从史学研究实践到史学思想建构 先生治学凡60年，从经济学专业转行专攻史学，勤敏治学，独立思考，成就斐然。就治学领域而论，先生自述： 六十年来，在学术研究道路上，我只走了三步，即接受前辈老师的教导，运用中西文两种文字资料研究太平天国历史；开展当代台湾史研究，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空白；弘扬人文精神，深入思考思想文化与历史实际的关系问题。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1页。 就时程划分，以改革开放为标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前，太平天国史研究方兴受挫 1.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转向 茅家琦先生选择历史专业的教学与研究，既有个人的志趣，也有工作性质和学术环境的影响。他说： 开始在大学阶段，我读的是经济学系，当时的兴趣在经济史。1951年在原中央大学易名的南京大学毕业，留校在图书馆工作，研习古籍目录，于是我对文史兴趣日增。1953年，我从图书馆奉调到学校教务处工作。此后两年间，在教务处工作的同时，我又给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在讲课的过程中，我感觉到经济领域的某些问题，总有一个发展过程，光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是解释不了的。所以要彻底研究经济理论、制度，必须把它们置于历史发展总过程中，从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等深层次去寻找其中原因。就在这种“刨根问底”的思索与探究中，我逐渐对历史学产生了兴趣。在整个历史学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兴趣转向了中国近代史。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兴起研究农民战争热。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南京又具有丰富的相关资料与遗迹，加上包括一代宗师罗尔纲教授在内的几位老一辈史学家的论著的引导，我逐步对太平天国史产生兴趣。1956年我调入历史系工作。这样，天时、地利，我就在太平天国史领域中开始了自己的探索。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2-3页。 从1951年经济系毕业留校，先生相继在校图书馆、教务处工作，并兼任本科生政治经济学教师。直到1956年，调入历史系工作，学术志趣转向了太平天国史研究。先生担任系主任助理，协助系主任处理历史系行政事务，白天坐班，只能在晚间和周日做学术研究。他勤勉好学，“师从罗尔纲和陈恭禄两教授学习太平天国史”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页。。先生回忆，在本科学习期间，“参观了‘太平天国历史展览’。这是我第一次全面地接触太平天国历史，引起了我的兴趣”，“转向史学研究领域后，我读了罗先生的很多著作，他的治学精神又成为我学习的榜样”。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3页。陈恭禄则是历史系著名教授，所著《中国近代史》曾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颁教材，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因此成了茅先生的最亲近的导师。这样，在名师的影响和引领下，1959年先生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研究太史的学术论文：《我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一些看法》。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年谱》，第313页。1960年，先生33岁，晋升历史系讲师，兼副系主任，后来又兼任系党总支副书记，承担党政工作、教学、科研等繁重任务。笔者1962年9月考入历史系本科，二年级就是先生讲授“中国近代史”，我担任课代表，与先生多有接触，因此对太平天国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先生在追溯自己治学的能力培养和思想渊源时说：“在中学时代，我得到教益的是英文、国文和论理学。论理学就是现在的形式逻辑学，也就是思维方法的训练。”“大学教育给我的最大教益主要是‘经济学概论’、‘西方哲学’和‘人生哲学’三门课。”其中，经济学概论的教授“指定阅读一本英文原著的大学经济学教材，而且规定必须以英文写成读书报告……有效提高了我阅读英文专业书籍的能力”。西方哲学和人生哲学“这两门课在提高我的思辨能力、促进我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两个方面都产生长远的影响”。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2页。可见，中学时期，先生已经具备较为系统的中英文和形式逻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大学时期，更具备了中英文阅读和写作能力、思辨能力，从而掌握了从事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同时，具有自觉思考人生问题的意识，成为探索、研究和建构史学思想的哲学渊源。 1953年上半年，为培养先生等三位年轻教师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孙叔平副校长亲自指导他们备课，使先生获益良多。他说：“一个学期的指导和一字一句地阅读《资本论》第一卷，极大地提高了我的思维能力，至今受用不尽。这实际上是我本科毕业后接受的‘研究生’式的教育。”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2页。记得，我们读研究生时，学校规定必修一学期《资本论》，作为研究生政治课。先生对此格外重视，要求我们认真阅读原著，也使我们获益良多。 50年代，全国兴起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的热潮，革命史观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热络。先生虽然深受影响，却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他说： 和绝大多数同行一样，一开始我就相信两个观点：一是在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二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并形成一条“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律”。但是，长期以来我又感到这两个观点之间存在着难以解释的矛盾：“真正动力”与“历史周期律”之间的矛盾。既然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就不应该形成“历史发展的周期律”；既然出现“历史发展的周期律”，就不能说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断地对此进行探索。（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2-3页。） 从此，先生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撰写了多篇论文，不断阐发和深化自己的理论新见，直到这部著作提出的“思想合力构铸历史”，为半个世纪的探索做了科学的总结。 2.20世纪60?70年代：政治运动冲击，学术研究受挫 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沉痛地说： 我最宝贵的青春时代，都是在此起彼落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在“拔白旗”、“文革”过程中我是受害者，但是，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教育革命”等运动中，我却是运动的“动力”。虽然没有“打人”、“骂人”、“吓唬人”，我还是深深地感到内疚??有违“人道”。（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6页。） 先是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先生被列为“打击对象”。“批判我‘只专不红’，搞个人主义，是需要拔除的一面‘白旗’。”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3页。这次运动时间短，很快得到矫正。1959年，先生响应郭影秋校长号召，“坐下来，钻进去”，60年代前几年，先生在太史研究中取得多项成果，成长为学界新星。但政治运动不断升级，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和冲击愈演愈烈。1964年8月7日，先生因在《文汇报》发表的论文《论李秀成》获罪，遭到批判。不久，“文革”爆发，灾祸接踵而来，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停止了14年之久”。（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5页。） 期间，先生的学术积累和思考并未停止。一是先生搜集、积累和整理了丰富的太史文献资料，在英文资料方面，尤其用功，得到罗尔纲先生的高度肯定。这为日后开创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构筑了扎实的文献和实证基础。先生说： 我在太平天国研究方面，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外文资料的运用。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这一点尤为重要。再者就是对中文资料的整理和运用，前辈学者做了很多很重要工作，我只做了校对工作。（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2-3页。） 罗尔纲先生曾为茅著《太平天国与列强》作序，指出：“太平天国对外关系，中文记载十分缺漏，外文资料却有了丰富的记载。故研究这一专题，非掌握外文资料不可。”肯定新著“搜集了丰富的外文资料，不惮辛劳加以翻译”，“对所用的外文资料，除亲自翻译外，还一一加以考核”，因此“本书别开生面，著者勇于创新，也敢于继承，具有突破常规的精神”。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3-4页。 在史学思想方面，先生结合学习毛选，从认识论理论视角进行新的思考。他说： （我从）《实践论》中得到体会……学者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相对真理，需要不断地修正、补充、提高，因此，学者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7页。） 1983年2月9日，先生经过长期思考和深入探索，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从认识论切入，对史学方法提出新的重要创见，对史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先生指出，“因此，后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超过前代学者，也就成为正常的现象。‘假说’方法的确立，增加了我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信心”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7页。 （二）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地治学 1.承前启后，拓展领域，成果丰硕 首先是太平天国史研究厚积薄发，喜获丰收，连续推出了一系列标志性著作，成为80?90年代太史学界的标志性成果，引领着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方向。同时，组织年轻精干团队，开拓了当代台湾史、长江中下游城市近代化、国民党史等新领域，在各领域相继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学术人才，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推向繁荣兴盛的新阶段。先生自述：“‘文革’结束以后，在学术研究工作方面，我走了五步。”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12页。其中，前三步是80?90年代承前启后、开拓前进取得的丰硕成果。第四、五步则是先生退休后、在新世纪继续勤奋耕耘的学术创获。他说： 第一步……在太平天国历史研究方面，我做了三件收尾工作：一是完成《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二是完成《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三是与省内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合作编写了三卷本的《太平天国通史》……这三部著作完成，我的学术开始转向。（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12-13页。） 第二步：“当代台湾”研究。在耶鲁大学访问时，我产生了编著一部1949年以后台湾历史的想法。当时很多年长的同事对此事抱消极态度，我指导的几位研究生却非常积极。就这样，我与几位研究生合作编写并出版了《台湾30年（1949-1979）》……以后，我又写了几部关于台湾的书，其中包括：《台湾经济政策轨迹》（1998年）、《李国鼎与台湾财经》（1998年）、《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2003年）等。（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13-14页。） 第三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晚清以来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和几位研究生合作写了一部著作《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199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17页。 1997年，先生退休，但学术生涯充满活力，继续关注和主持各领域的专题研究，主要精力集中于孙中山、国民党史研究，推出了新的著作。同时，出任《中国思想家评传》终审专家组召集人，从人文学科的学术视阈主持多部评传的终审，故而超越了以往史学理论框架，对个人的治学之路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借以对学界流行的史学思想展开多面向、多学科的理性思考，撰写了多部（篇）研究史学思想的探索性著述，体现了先生在“文革”以后30余年对史学思想的全面反思、持续探索和创造性重构，进而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史学研究的思想内涵，启迪后学秉持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的学风做人治学，为史学研究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动力。 第四步：编写体现人文精神的两部著作《孙中山评传》（2001年）和《百年沧桑史??中国国民党史》（2005年）。（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21页。） 第五步：阅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后，我写了两本书：《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2010年）和《桑榆读史笔记??认识论、人生论与中国近代史》（2012年）。（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24页。） 2.反思与探索，创新史学思想 （1）对人生道路和人际关系的反思 “文革”结束不久，迎来了改革开放时代，先生在坚守太史研究、拓展新领域的同时，对“文革”前的史学思想进行了长期、持续、深刻的反思，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质疑，并展开新的思考和探索，进而在史学思想上不断取得新的创获。先生回忆自己反思“文革”的感悟，写道： “文革”结束，我对“政治迫害”的严重后果，才有了切身的感受。我悟出了两大问题：一是对“人整我，我整人”的认识。我反复思考，悟出了一个道理：要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也要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二是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能任其膨胀成为不可遏制的贪欲……以上两点感悟，使我坚定了两个决心：第一，“任凭风浪起，稳坐读书台”，专心教学与研究；第二，对自己、对他人都必须弘扬人文精神。（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24页。） 看来，先生先是从人生道路和人际关系的角度反思“文革”，决心从我做起，人生道路应该超脱政治风浪，专心教学与研究，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人际关系方面，应该终结“人整我，我整人”的恶性斗争，弘扬人文精神，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他在历史系负责党政工作时期，继续遭到某些构陷、委屈和误会，但坚持与人为善，从不辩诬申诉，更不整人报复，而是集中精力，谋划和推进历史系的建设和发展，并身体力行，坚持在教学与研究第一线，以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为师生做出示范和表率，导正了学术风气，培养了人才，建构了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体系，为历史系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生进一步将反思“文革”的思想成果运用到学术研究，着力探索从新的理论视角研究历史，力求从认识论和人生论的理论高度指导史学研究，进而在史学思想上取得重要突破和创新。 （2）认识论：从方法论创新到提倡理性精神 就认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指出，贯穿史学研究全过程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大量史料的过程，就是不断运用假说方法的过程”茅家琦：《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光明日报》，1983年2月9日。先生评价，假说虽然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但本质上是认识论的产物，他说： 论述“假说”方法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作用。在思想认识论上提出问题，阐述科学研究工作总是相对真理，通过证伪、证实方法的运用，才能证明它的真实性、可靠性。（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5页。） 所以，先生“能够辩证地对待已有的学术成果，在学习中思考与再求证、再研究，吸纳其符合历史事实的见解，修正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见解，从而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实现学术创新。他撰写的著述都贯穿这一学风，坚持把严谨求实与开拓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取得颇多的突破和建树”（崔之清：《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的和谐统一??茅家琦先生的学术生涯与品格》，载崔之清主编：《茅家琦教育与学术图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先生对“假说”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揭示了学者的实证功夫和思辨精神与“假说”方法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他说： 假说方法的运用，提高了学者的实证功夫和思辨精神；学者的实证功夫与思辨精神的提高，反过来又推动对已有假说的修正，使它更接近于绝对真理。（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227页。） 先生通过读书与治史实践，从认识论的高度，对史学方法论进行了新的梳理和归纳，他写道： 我通过反思60年来的研究历程，得出读史的五条基本启示：一、历史研究的“相对真理性”。二、“实事求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三、扩大知识面，增强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四、培养“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毅力。五、提高哲学修养水平（。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15页。） 这五条启示建构了史学方法论的新体系，逾出学界流行的方法论框架，超越了具体研究方法的罗列和诠释，融入了认识论的学理思维，使史学方法论提升到理性精神的高度，令人深思和感悟。先生认为： 人具有高度的思维能力??理性……人才能组织社会，并推动社会文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具有高度的“人道”精神和高度的“理性”精神，正是由于这两条，人的思想才能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推动社会进步，不断地创造新的历史。（茅家琦：《思想与历史》，载《茅家琦卷?代表性学术成果》，第32页。） 同样，理性精神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髓，唯有坚持理性精神，才能产生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转化为史学研究的五条启示，进而运用于研究实践，就能推动史学研究不断深入和创新，充满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如何培养和提升理性精神，先生主张： 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西方哲学和科学哲学的若干内容，则可以补充中国哲学之不足。中西哲学精华的结合，可以提高历史学家的思想水平，从而提高史学研究的水平。（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16页。） 如何提高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性精神问题，这两方面都需要读书、研究和教育。“俯而读，仰而思”应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16页。 （3）人生论：以人文精神修身治学，分析和解读历史 先生对“文革”反思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感悟和力行人文精神，逐渐从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层面提升到新的思想高度，将人文精神内化于心，运用到内省修身、主导治学、分析和解读历史，并贯穿于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首先，2001年，先生撰写了《〈学衡〉杂志与人文精神》茅家琦：《〈学衡〉杂志与人文精神》，《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从人文精神的视角观察和探讨《学衡》杂志在价值观上的积极建树。与学界批评《学衡》杂志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不同，先生肯定“其深层次的目的则是以人文主义精神挽救日益腐败的社会风气，提高日益落后的道德水平”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8页。。这一学术新见已被学界普遍接受，《学衡》杂志成了近期史学研究的热点，学界评价也由负面转向正面。接着，先生继续以人文精神探讨和研究新的重大课题，主编了两部重要著作。他说： “文革”反思形成的人文精神，一直主导着我的思想……在编写《孙中山评传》和《中国国民党史》过程中，我都力求贯穿人文精神。在《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我从五个方面集中介绍了孙中山的“丰富人文精神”。第一，尊重人生价值，尊重人的尊严；第二，爱国与革命精神大发扬；第三，重视伦理道德和人格；第四，力求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第五，以清廉自律。（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8页。） 先生担任《中国思想家评传》的终审专家组召集人，审读了大批专家的文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作用具有深度的了解和体认，并撰写了著作《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对此进行专题考察和探索。他指出： 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价值，对中国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当前社会的价值等三个方面考虑进行分类。本着这种认识，我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核心精华??人文精神；另一类是反人文精神??极端的帝王专制思想以及极端的追求升官发财、追求私利的思想。（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7页。） 人文精神与反人文精神都对人们的思想形成施加影响。人们的社会实践总是由某种思想指导的，因此这两种精神又通过具体人对社会演变施加影响。在对人的影响方面，这两种精神相互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立与排斥。它们之间，或是重叠混合，或是碰撞抵换，或是交错转化。完全接受人文精神和完全接受反人文精神的人是极少数。既接受人文精神的部分内容，又接受反人文精神的部分内容的人是绝大多数。他们又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或是主要接受一种思想文化，又带有另一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或是一段时期以内主要接受一种思想文化，另一段时期以内又主要接受另一种思想文化。他们身上既有人文精神又有反人文精神。（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37页。） 先生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和学界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创见： 在中国历史上最普遍的长期存在的现象是人文精神与皇帝极端专制思想的并存和结合。宋明理学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内圣外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人文精神，但它往往与皇帝极端的专制政治结合起来，形成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又通过人，包括帝王将相以及人民群众的活动体现在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中：既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又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政治极端专制与腐败。中国古代社会出现了曲折、多变、复杂的画面！（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37-38页。） 先生认为，“将人文精神、反人文精神的复杂影响和作用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实际联系起来考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38-39页。而且，他通过丰富的文献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人文精神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39页。）；“反人文精神导致封建社会政治极端专制、腐败和社会风气衰微”（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58页。），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专制与腐败成为近代化的巨大阻力”（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86页。导致“皇帝被推翻，专制与腐败照样存在”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28页。） 先生还对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比较考察，指出： 我曾经概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为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我认为这一概括同样适用于西方人文精神。这是中西方人文精神共同的基本核心内容。但是两种人文精神又各有其特点??突出点。如果说，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突出的一点是重视人本仁政与道德教化；西方人文精神的传统突出的一点则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与追求个性发展的民主精神。（茅家琦：《以人文精神节制反人文精神》，载《茅家琦卷?代表性学术成果》，第116页。） 在先生看来，“同样，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也有两个组成部分：人文精神与反人文精神。争权夺利，相互残杀，尔虞我诈，追逐权位和私利的反人文精神在西方照样存在……与中国传统的反人文精神相比，西方反人文精神中有一个突出点，即是教会的专制权力特别强烈”茅家琦：《以人文精神节制反人文精神》，载《茅家琦卷?代表性学术成果》，第110页。，“中世纪以后，西方反人文精神依然弥漫。唯利是图，对内独裁专制，对外扩张，殖民侵略战争不断。但另一方面，19世纪以后西方人文精神在追求民主政治?个性解放以及追求科学真理两大方面，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茅家琦：《以人文精神节制反人文精神》，载《茅家琦卷?代表性学术成果》，第116页。） 先生从人文精神与反人文精神相互博弈、渗透的历史考察转向现实关怀，思考和提出如何改变历史宿命的重大课题。他认为，人类理性选择的总体思路是“以人文精神节制反人文精神”。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45页。具体路径则是“中西人文精神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茅家琦：《以人文精神节制反人文精神》，载《茅家琦卷?代表性学术成果》，第116页。）他说： 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人们都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刑不上皇帝、大夫”，“利不下贫苦大众”现象并不能随皇朝制度被推翻而走下历史舞台。这两种现象往往游离于政治制度以外。 研究世界历史，人们也可以得到一点启示：要解决上述两大问题，必须将孟子的“仁政”思想与西方“人权”和民主、法制思想结合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法律管不到的人多着呢！在西方社会，现任“总统”享有“豁免”权，但是，在卸职以后，如果有触犯法律的行为，照样能按照法律起诉、判刑、入狱。“法制”如一把“利剑”高悬在每一个公民的头上，对于每一个公民，包括总统、高官、巨富在内，都起着威慑的作用。不节制“贪欲”，你就会“身败名裂”、“倾家荡产”。（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259页。） 西方的“民权”思想也需要提高统治人物的道德和人文精神水平，要求他们尊重人民大众的利益，忠诚地为人民大众办事，按照人民大众的意志办事。西欧的“人权”思想同样也需要孟子的“仁政”思想弥补不足，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西欧的民主政治从制度上铲除了暴君；孟子的“仁政”思想从人生哲学的高度铲除了暴君。政治制度的进步需要人权思想与以“仁政”为核心的人生哲学思想相结合，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以孟子的“仁政”思想弥补西方“人权”思想的不足；以西方“人权”思想弥补孟子“仁政”思想之不足，增加孟子“仁政”思想的活力、时代性。这应该是世界历史经验的总结。（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398页。） 可见，透过对中外历史发展进程和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实证研究，先生提出了人文精神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命题，标示他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思考和探索提升到新的层次，从人生论的理论视角深入观察和诠释历史，就能将史学理论引入更加广博和宏观的哲学范畴，进行新的思辨和求证，从而取得重大的理论创新，提出历史发展动力的新解说。 （4）新的探索和创获：“思想合力构铸历史” 认识论和人生论都是源自物质世界和社会实践的精神产物，却能动地指导着人类的社会实践，从而深刻影响和制约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先生分别从认识论和人生论这两个不同的哲学视域探讨史学理论和方法，并取得新的学术创获。但是，这两个哲学视域并非各自孤立和单向地运行，而是同时发力、相互交汇叠加，形成合力，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先生对此更加关注和探究。他说： 上个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在参加匡亚明校长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审稿工作中，我阅读了大批专家稿件，得到的主要启示是：要深入地理解历史，必须将当时起作用的思想家的思想与历史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考虑。由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集体，历史是由多方面的现象组成的，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受到多种因素、多方面的制约。同一时期，有不同人物以不同的思想来推动历史发展，不同思想相互碰撞、融合，最终形成合力，这种思想合力推动历史发展。因此，我认为“思想合力构铸历史”。（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9页。） 先生对思想的内涵提出高度精练的概括，指出： 我认为思想由两方面构成：人生论与认识论。人生论的精华是人文精神。具体地说，就是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人生论的糟粕则是由人的欲望膨胀而形成的贪欲。认识论的精华是理性精神，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11页。） 先生认为，历史创造者和历史研究者（史学家）都必须具备正确的人生论与认识论： 人生论和认识论是构成人的思想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弘扬人文精神抑制贪欲，和弘扬理性精神克制愚昧，是历史创造者和历史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因此，政治家必须弘扬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历史学家也必须弘扬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11页。） 结论是：“弘扬人文精神、弘扬理性精神，推动历史发展，也推动历史研究。”（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13页。）先生不仅在理论上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而且将新的史学理论运用于治史实践。他说： 201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桑榆读史笔记??认识论、人生论与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我根据近60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经历，写成的二十篇读书笔记。这些笔记主要是从人生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我的历史观。从人生论的哲学角度重新观察、思考和研究中国近代史，聚焦若干重大问题，如洪仁?“革故鼎新”思想、李秀成“忠王不忠”、清末新政、南北议和、“联省自治”、张謇事业兴衰等议题，都作出了新的分析与解读。我从认识论角度撰写了一篇论文《晚清以降社会全面落后的症结》［发表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论文采取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首先分析西方列强的历史，指出了他们走上富强的原因在于文艺复兴以后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市场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生产力的结果。在分析中国晚清以后社会的历史，指出专制皇帝垄断国家财富，重农抑商，又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蔑视域外文化，人们思想僵化，观念落后，根本不懂市场经济，也不能了解市场经济，更谈不到发展市场经济。还分析了近30年来，国人认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解放思想，改变观念，推行市场经济，推动中国崛起的曲折历程，以验证晚清落后症结的判断??观念落后。本文最后提出：是观念更新推动中国崛起；中国崛起仍呼吁全面的思想启蒙。这个判断与“理论走在实践的前面”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与实践论的基本观点也是一致的：正确的认识导致正确的社会实践。（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13-14页。） 先生秉持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建构新的史观，并“从人生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运用新的史观考察、分析和诠释大量历史事实，不仅得出了新的学术见解，而且印证了新史观的实践性和科学性。 二、史观建构：探究历史发展本源 （一）历史发展动力 先生对史观的建构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追本溯源，则是对学界流行的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理论的质疑和思考。前文述及，先生原本就发现了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农民战争成为改朝换代工具的王朝周期律之间的悖论，但长期未能破解难题。改革开放后，先生于1980年在《群众论丛》上发表了论文《生产实践与历史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历程展开论证，肯定了人类的生产实践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且在社会常态发展时期起决定作用。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可能起决定作用，但绝不是唯一动力。茅家琦：《生产实践与历史发展》，《群众论丛》，1980年第1期。1994年，先生继续深入探究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并在论文《从历史进步标志说开去》中列出专题“历史发展的动力”，茅家琦：《从历史进步标志说开去》，载张艳国：《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349页。全面系统地论述自己的学术新见： （1）“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决定生产关系，而且最终决定包括思想和政治制度在内的整个社会（形态）。” （2）生产力发展如何推动社会发展？文章分析说： 生产力发展改变历史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发的。第二个阶段受到体现旧的生产关系利益的腐朽统治阶级的阻碍，要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腐朽阶级的统治，打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为社会历史前进开辟道路。因此，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前进，并不是不能自然改变历史的。 先生认为，阶级斗争虽然在第二个阶段发挥关键性作用，“但是，它只能起清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阻力的作用。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茅家琦：《从历史进步标志说开去》，载张艳国：《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第343页。 （3）生产力“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往往是多方面的”，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应该是一种合力作用。“各种力量把社会推向不同的方向，相互冲突、代替、抵消、结合，最后形成一个合力的方向。”茅家琦：《从历史进步标志说开去》，载张艳国：《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第344页。 总体结论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发展的进程却受到多种合力的作用。 （二）历史发展进步的评判体系 长期以来，学界对历史发展评判指标存在歧义，缺乏科学的评判体系，涉及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和衡量标准，引起诸多争议，如区别好人、坏人的脸谱化，××开的数字量化，唯阶级出身划线，以人划线等多种评判方式，导致影射史学盛行，甚至升级为政治批判运动。“文革”期间，史学研究成了重灾区，造成严重理论错误和混乱，也对我国史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了严重戕害。 先生主张正本清源，必须对历史发展的意涵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和探索，并构建全面、客观和可验证的科学评价体系。他认为： 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1）生产力逐步发展；（2）民主政治逐步发展；（3）人类自身文化思想、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走向全面发展。衡量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程度的标志也就是这三项。茅家琦：《从历史进步标志说开去》，载张艳国：《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第339页。 先生指出，这三个方面不是均衡发展的，也不是相互割裂的。在一般形态下，这三个方面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影响强度具有某种差异性。有时，三个方面的影响力度也不尽一致。这一评价体系既肯定了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地位，又重视政治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三个方面有机结合，主次明确，互动发展，真实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值得我们学习、体会和运用。因此，先生强调：“这三个方面是历史发展进步的标志，也是评价、衡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标准。”茅家琦：《从历史进步标志说开去》，载张艳国：《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第340页。这一评价体系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实事求是原则，正确回答了史学界长期争论而未能取得共识的重大理论问题，矫正了多年来评价体系存在的偏误和混乱，无疑是先生对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创新和贡献。 （三）优秀史学家的评判标准 先生认为，振兴和繁荣我国的历史科学，必须培养和造就优秀史学家群体，因此，亟须加强史学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史学家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不是被动和消极地面对教学对象或文献资料，而是积极、主动和有效地发挥史学家的主体作用，使自身与现实及历史情境融合一体，才能充分彰显史学的教化和资政功能。因此，优秀的史学家不仅要具备科学的治学精神，“研究历史，再现历史面貌，做出历史评价”，而且，要具备人文精神，“需要研究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世界潮流，并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世界潮流中，衡量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学家还要把握世界发展的潮流，并就各自的条件，顺应这个潮流，推动社会发展”。茅家琦：《从历史进步标志说开去》，载张艳国：《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第350页。就是说，历史学家不能仅限于认识世界，而应该在认识世界的同时，积极参与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发展。 就史学而言，知古鉴今，关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从来都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从孔子编纂《春秋》、司马迁撰写《史记》，到当代中国史学，都十分重视这一功能。史学因此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人文科学的基本特征就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相互融通与结合。没有人文精神，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文科学。所以，史学家必须具备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二者不可或缺，也不能相互割裂。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家。先生提出：“史学家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从历史实际中获取启示，提高和丰富自己的思想。这样，把客观历史再现和主观思想感受结合起来。”茅家琦：《从历史进步标志说开去》，载张艳国：《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第349页。“主观思想感受”就是史学家的人文精神，关注历史和现实世界的社会发展潮流、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从史学研究获取启示和借鉴，既有助于现实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也提高和丰富了史学家自身的思想境界。如此，史学家就会走出传统考据的藩篱，贴近现实社会和人类生活，成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互会通融合的优秀史学家。 2010年以后，先生提出，应从哲学高度进一步提升史学家的人文精神境界。他说： 历史学家必须从哲学中吸取智慧。至于吸取哪些智慧？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一，人是社会的中心。这个论点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历史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以人为中心，围绕尊重人的利益，即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而展开。二，功利主义与终极价值的统一。尊重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以人是“社会的中心”的思想来研究历史，还要解决一个问题：是追求眼前的功利，还是着眼于长远的终极利益？这也是一个“理性选择”的问题。在史学研究工作中，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都必须以功利主义与终极价值相结合的观点作为指导思想。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15页。 从关注历史和现实世界的社会发展潮流、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从史学研究获取启示和借鉴，提升到“以人为中心，围绕尊重人的利益，即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而研究历史，史学家需要超越“追求眼前的功利”的现实主义视野，进入更高境界的“理性选择”??“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都必须以功利主义与终极价值相结合的观点作为指导思想。”史学家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文精神境界，才能承担“以人为中心”而研究历史的重责大任。 （四）人是历史发展本源，人的思想合力引领和构铸历史 1.透视唯物史观：人是历史发展本源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经由社会存在决定而生成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而引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所谓社会存在，是指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这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总和，基本内涵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及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地理生态环境和人口因素等；社会意识是指人们的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物质生活过程的认识，并上升到观念、理论和思想体系。先生认为，人是“社会的中心”，不论社会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是人类的活动，因此，人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创造者和实践者，离开了人的活动，历史就无从发展和进步，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人，也是历史发展的本源。 人必须在现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社会存在）中进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是盲目和无意识的行为，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行为，所以必须具备某种思想的引领和指导。而且，人所处的现实环境千差万别，对社会存在的感受和体会必然差异殊多，因此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思想）也会不尽相同。于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各种差异，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就具有复杂多元的社会性、群体性和功利性，从而导致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不是直线和匀速的推进，而是充满了曲折迂回，甚至存亡继绝的复杂变数，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先生对匡亚明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所言深有感悟，并引述其中最富哲理的段落： 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匡亚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载崔之清、胡臣友：《洪秀全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先生根据亲身治史的实践，审读了大批思想家评传的文稿，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研究有了新的认知和创获：从多种动力组合的合力论??“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受到多种因素、多方面的制约”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9页。，“各种力量把社会推向不同的方向，相互冲突、代替、抵消、结合，最后形成一个合力的方向”茅家琦：《从历史进步标志说开去》，载张艳国：《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第346页。，上升到“思想合力构铸历史”。在先生看来，各种力量（因素）只是社会表象，其深层和原始动力则是各种思想的主导和驱动。“同一时期，有不同人物以不同的思想来推动历史发展，不同思想相互碰撞、融合，最终形成合力，这种思想合力推动历史发展。”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9页。因为人是社会的中心，也是历史发展的本源。同一时期，人的各种社会行为都来自不同的思想的主导和驱动，由此形成各种社会力量，“把社会推向不同的方向”，完成从“思想合力”到“社会合力”的转化。在唯物史观视阈内，“思想合力”源自复杂多元的社会存在，经过人的社会实践，转化成各种影响和制约历史发展的物质力量，“相互冲突、代替、抵消、结合，最后形成一个合力的方向”，构成“社会合力”，承担了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角色。所以，这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的两次转化过程，完成这两次转化的主角则是人的社会实践。 2.“思想构铸历史”的意涵解读 先生认为，在唯物史观视阈内，“思想构铸历史”不仅具有严谨的学理意涵，而且经过了大量实证的检验。为此，他从学理上进一步申论和补强： 为了准确理解“思想构铸历史”这一命题，需要作三点解释。 第一，“思想”不等同于人的“大脑”，而是“大脑”的产物。思想系统化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更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思想构铸历史”中所说的“思想”，就是指被历史人物接受，并作为创造历史的指导思想的“社会意识形态”。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70页。 先生首先强调“思想构铸历史”的唯物史观定位。这里所说的“思想”，具有严格的学理范畴，属于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被历史人物接受，并作为创造历史的指导思想”，源自客观的社会存在，并经过人的社会实践，“思想”遂转化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物质力量，从而演进成为一种新的“客观存在”。这两次转化过程与思想决定论、唯意志论等唯心史观彻底划清了界限。 第二，“思想构铸历史”的过程中，有四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构铸历史的思想（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构铸历史的主体（包括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构铸历史的方式（包括和平改革和武装斗争）和最后构铸而成的历史实际。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70页。 第三，在一定的社会，同时存在的思想，不只是一种，而是有多种且不同的思想。多种不同的思想主导着创造历史的各类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终，某一种思想（多数的情况下是几种思想的融合）构铸了一定的历史实际。因此，准确地说，思想合力构铸历史。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13页。 先生认为，“思想构铸历史”不只是思想运动的过程，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将其思想付诸社会实践的过程，并且通过各种实践方式，取得某种社会绩效，从而推动历史发展。所以，先生指出，“思想构铸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是构铸历史的主体（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建构和运用多元化的反映客观社会存在的思想，“多种不同的思想主导着创造历史的各类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通过多种实践方式，进行社会实践，转化为多种物质力量，从不同方向和层面，“相互冲突、代替、抵消、结合，最后形成一个合力的方向”，从而完成“思想合力”向“社会合力”的转化过程，发挥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功能。笔者认为，先生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持续思考和探索，经历了从“社会合力”到“思想合力”两个阶段，并且科学地论述了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转化和衔接。先是提出了“社会合力构铸历史”的命题，再追本溯源，深入探究形成“社会合力”的源头，通过大量实证案例和唯物史观的论证，还原了从“思想合力”转化为“社会合力”的动态过程，由此提出了“思想合力构铸历史”的新命题，将历史发展动力的研究提升到更高的学理层次。为此，先生强调： （思想构铸历史）并不是指某一种思想构铸历史，而是指多种思想的合力构铸历史。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集体，历史是由多方面的现象组成的，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受到多种因素、多方面的制约。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72页。 在这部论集中，先生列举大量中外历史事实，作为“思想合力构铸历史”实证案例，相信读者会从中获得丰富真切的感性认知。其中，先生举出的三个事例，最使我们印象深刻。他说： 只要举几个我们这一辈历史学家所熟知的历史事件，就不应该怀疑这个论断。第一，恩格斯为马克思写的悼词说：“他首先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构铸了第一国际。考茨基、伯恩施坦的思想改变了第二国际的性质。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第三国际。毛泽东思想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理论带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三，意大利的法西斯思想、德意志的纳粹思想以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69页。 同样，革命史观也是反映阶级社会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引领和主导了下层民众反抗统治阶级的社会实践??革命斗争，由此印证了“思想构铸历史”的命题。先生对此评论说： “阶级斗争创造历史”、“农民战争创造历史”。如果我们深入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理论也只是指人们相信“阶级斗争创造历史”、“农民战争创造历史”，并利用这种思想、理论进行社会实践，取得社会变革的结果。因此，说到底，还是“思想构铸历史”。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69页。 先生运用“思想合力构铸历史”的理论，对史学研究中出现各种流派的现象进行分析和评判，认为在历史发展动力上的理论缺失，是某些流派的论述产生偏误的重要原因。他说： （在史学研究中）研究人员对具有不同思想的创造历史的主体及其创造历史的不同方式，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史学观点，形成了不同的史学流派，对历史发展实际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13页。 思想合力构铸历史，导致史学研究中出现一种情况：学者们从不同的思想角度出发，研究某一种思想力量的作用，而不是研究各种思想的合力的历史作用，从而得出结论。这样，历史学在“真实”的取舍和“价值”的判断两方面都存在着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这也是在历史学研究中先后出现“传统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派的根本原因。各家都认为自己在追求“历史的真实”、阐述“历史的价值”，实际上都带有相对真理的性质。因此，在史学研究中允许各种学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是非常重要的。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72-173页。 3.思想水平主导历史主体的思想建构 历史主体（包括社会精英和大众）的思想建构源自对客观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发展状态（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总体水平）是影响和制约历史主体思想建构的决定性因素，人们不可能建构超越客观社会存在的思想（社会意识形态）。但是，若要建构准确反映客观社会存在，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和可行性的思想（社会意识形态），则取决于自身的思想水平，因此，思想水平主导历史主体的思想建构。先生认为，“决定思想水平的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价值论，包括人生价值论；第二个因素是方法论，即思想方法论”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70-171页。，并进一步就价值论与方法论的意涵，进行了学理诠释： 先说价值论。不同的价值观（包括不同的人生观）主导着历史创造者创造出不同模式的社会。“神权?皇权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成为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无止境地追求权力和财富，追求眼前的功利，忽视终极价值，以满足自己的眼前利益。欲望，包括由一般欲望膨胀起来的贪欲，也是一种价值追求。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71页。 人的价值观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是政治家的欲望以及由一般欲望发展起来的贪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作用。因此，价值观因素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价值观和欲望。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71页。 第二个因素是思想方法论??认识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以及针对各种形势制定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思想和政策措施的方法。不同的方法论也主导着历史创造者具有不同的思想，创造出不同模式的社会。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71页。 在先生看来，尽管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充满了曲折起伏，但就整体而言，人作为历史主体，总是能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不断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进步。对此，他作了言简意赅的论证： 并不是指某一种思想构铸历史，而是指多种思想的合力构铸历史。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集体，历史是由多方面的现象组成的，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受到多种因素、多方面的制约。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72页。 正因为人有高度的思维能力，人才能组织社会，并推动社会文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具有高度的“人道”精神和高度的“理性”精神，人的思想才能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推动社会进步，不断地创造新的历史。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第171页。 先生认为，若要自觉、能动和正向地推动历史发展，人们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水平，在价值论和方法论的提升上下功夫。其中，最重要的基本功是： 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思辨水平”，也就是弘扬“人道”和弘扬“理性”，这两个方面都需要读书、研究和教育。“俯而读，仰而思”应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也是先生多年来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和期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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