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开始接触福柯是从阅读后现代主义交锋这一套丛书开始的。其中塔姆辛·斯巴格的《福柯与酷儿理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也让我开始思考文学文本中关于酷儿这一形象是如何进行呈现的。于是再读福柯的时候就少了一些恐惧，多了几许理解。再联系上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于思考之中更加进几许盎然趣味。
福柯在此书中旁征博引，以系谱学的方式考证了疯癫和文明的缘起与发展，探究了疯癫与文明各自被定义的过程。要在其中提炼出确定的观点也许是不大可能的事，但福柯本人在1961年为此书所作的内容提要却为理解本书勾勒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福柯说道：“我们可以说，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17世纪，由于禁闭，疯癫经历了一个沉默和被排斥的时期。它丧失了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时代曾经具有的展现和揭示的功能。它变得虚假可笑。最后，20世纪给疯癫套上了颈圈，把它归为自然现象，系于这个世界的真理。这种实证主义的粗暴占有所导致的，一方面是精神病学向疯人显示的居高临下的博爱，另一方面是从奈瓦尔到阿尔托的诗作中所能发现的抗议激情。这种抗议是使疯癫体验恢复被禁闭所摧毁的深刻有力的启示意义的努力。(P277)这一提要恰到好处地总结了疯癫按线性时间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同时也展示了福柯将用被拒斥的历史体验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的旨归。
在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整个世界“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过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P38)
而在进入17世纪之后，禁闭“作为一种经济措施和一种社会防范措施”，它标志着此时的人们开始“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感知疯癫”，由此，“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贫困的新意义，工作义务的重要性以及所有与劳动相关的伦理价值，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改变了其历程”。(P62)正是在这一阶段中，人们将疯癫作为一个不正常的团体开始探究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范围。通过禁闭，疯癫被公认为虚无。由此，疯癫在这一阶段内已经被理性划定的区域所排除，也是在这一时期中，人们开始关注疯癫诸相，并且试图为这些表象归类并且找到内在原因。
在这一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一种瘟疫似的心理开始大规模席卷“正常”社会。在道德污染和肉体污染的混合物中，古老的意象凭借着18世纪人们所熟悉的“不洁”这一象征的意义，重新浮现在人类的脑海中。 “非理性的再次出场，被打上一种想象的疾病烙印，这反而增添了它的恐怖力量”(P193)。由此，疯癫从此不再属于一种自然秩序，而是社会异化的产物。
由于蓬勃发展的机器大工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疯癫最终与其他的非理性形式分道扬镳：贫困由原先因原始堕落而生的罪愆变为资产阶级国家的财富，而疯癫则无法被利用。它只有被单独隔离，由此，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疯癫进入了精神病院管辖范围的时代。
在医院这一新的机构中，对于疯癫的古老恐惧被疯癫者自身的罪感意识所取代;疯癫从而变成了理性的客体，受到宗教隔离或者道德教育，其自身对世界的边缘性体验被窒息在某种宗教和道德的悔罪感之中。在此，“由于医务人员获得新的地位，禁闭的最深层意义被废除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疾病就有可能出现了”。(P253)
福柯在作出了上述分析之后，在结论篇中写道：“由于疯癫打断了世界的时间，艺术作品便显示了一个虚空，一个沉默的片刻以及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它造成了一个不可弥合的缺口，迫使世界对自己提出质疑。艺术作品中必然出现的亵渎成分重新出现，而在作品陷入疯癫的那个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这个世界在面对艺术作品时变得有罪。”
于此将其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做一个简单的比附想来一定是很有意思的。在这本书的诸位叙述者之中，班吉扮演着痴呆的角色引领我们在文本颠三倒四的叙述与丧失理性的混沌中，用感性去触摸他的世界。班吉似乎在这里成为了最不可靠的叙述者，他的痴呆使他削弱和缩小了接近事件真相的能力，譬如说他闻到了姐姐身上树林和青草的味道不在了，班吉虽然不知道是因为姐姐已经失贞，但是他能敏感地感受到姐姐已经有了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在他的世界里是不能言说清楚的。由此，痴呆在这里并没有被取消改变接近真理的权力，遮蔽真理的重重雾霭不过是痴呆所生成的幻象，是理性缺失的障碍。而在小说行将结束的时候，班吉被杰生阉割之后送到了精神病院。单就这一处置对于以班吉为代表的疯癫人群来说极具现实的象征意义，而全书对班吉命运的设置与疯癫在文明进程中的发展更是值得细细思考，虽说有些牵强，但细思之下颇有戏仿之感。这一点感想虽没有深思，但提出聊备参考。
《疯癫与文明》成书之后，赢得多方赞誉同时也不免遭遇许多诋毁。其中尤以福柯用理性语言描述非理性世界一节备受攻讦。另外，福柯解构得太为彻底，相比之下建构所树寥寥。但他所提供的视角却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思考，给世代相传的“理所当然”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英国学者路易斯·麦克尼说：“福柯的著作博大精深，不容易将其归入哪一门学科，并且这通常导致难以对它们加以批判性的接受。历史学家们拒绝了福柯的著作，因为它们太哲学化了;哲学家们拒绝了福柯的著作，因为它们缺少形式上的严密性;社会学家们拒绝了福柯的著作，因为它们带有文学和诗意的性质。”而福柯本人也说：“毫无疑问，我不是唯一因写作而没有固定形象的人。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始终如一。”
在笔者看来，福柯的书所托借历史之名，却站在历史的洪流之外，以哲学思考为探讨真理的工具，却始终不忘抓住根植问题的土地。其作品始终关注着被挤压成为社会边缘的人，力图为之正名，并唤起反抗，同时又以人道主义精神邀约有识之士共图建造多元文化之社会，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这一理想虽如镜花水月一般，但只要人类一直波折中进步，也不枉这美梦的发起者在销魂试验中无悔地走向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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