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恺精通中文,他在序言里说,“大体来说,我并没有在亲见梁先生之后,修改拙作(指《最后的儒家》)的结构与内容。与他谈话之后,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
读这一本访谈录,你会发现梁漱溟的休养,对待事务,对待世界采取淡定、坦然、表里如一的姿态,在谈吐之间,尽显梁老先生的君子之风。文革中红卫兵去抄家,所有的文献资料全部被烧毁,他也仅仅是最初几天“心里有点不愉快”,接下来就“夷然不介意”,而且还凭借记忆编写了《儒佛异同论》。即使是政协会上对他进行批判,要他表态,他也只说一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 到了晚年,梁漱溟是一位“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他能够坦然地回顾自己的一生,满意却又淡淡地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
梁老先生对世界发展是乐观的,他一开始就说,“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以我刚好不悲观。”他认为人类第一大问题是“人对大自然”的问题,西方对待这个问题采取的是“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态度,西方对于大自然征服的态度,是成功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对人的问题,“就是人对人怎么样子能够彼此相安,彼此处得很好。要把人与人的关系搞好,就得你照顾我,我照顾你,中国老话叫做‘礼让’,‘礼让为国’。”
梁老先生研究佛学,从佛学的角度对瑜伽进行解释,是我所不知的深度,虽然我练习瑜伽多年。“古印度人的学问,不是口头或是头脑、在人的意识上,不是这样。它的学问的根本,就是要人的生命根本起变化。它不是一种在头脑、口头的一种空谈。这个他们叫做Yoga,中文翻做‘瑜伽’。”我所理解和体会的 瑜伽,不仅仅是体式练习,更是身心灵的一种修炼。通过动作配合呼吸,让心灵得到放松,让整个人从世俗的生命中得到解放,得到解脱,哪怕是一个时刻,一个短暂的抽离,也是对人心有意义的。日积月累,慢慢清理心灵中的尘灰,内心便逐渐透明敞亮起来。当我处在一段自己无法控制事情发展走向的时期,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包裹过来,瑜伽练习对我内心的按摩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时候,即使是我仅仅调整呼吸,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个体式练习中,虽未达到瑜伽的真正境界,已经舒缓了那种无形压力对我挤压的力量。“让人根本起变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个他们叫做‘证果’—证是证了,果是结果。”梁老先生提到一部重要著作《瑜伽师地论》,这是一部一共一百多卷的巨著,它将瑜伽师从低到高分成不同等级,一共十地。“到了八地就算是菩萨,八地菩萨,十地也就是成了佛。……那个‘戒、定、慧’。一定要持戒、守戒,然后才能够入定,由定才能够生慧。”梁老先生强调的是,人的生命要达到一定的境界,并不是空理论,佛家思想是要人的生命起变化,达到生命的提高。
梁老先生讲解的关于佛教的问题,即使不修佛之人也能从中受到启发。比如他说的关于“放下”,“你还是要放下,你不要说是‘昨天的那个过得很美,我今天还愿意再来一回’,不行,你还是得放下,放下,放下,不要有一个期待心,那么才会出现。”我们生活中需要追求一种平淡,追求一种本真,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梁老先生虽说自己是平平淡淡的人,但他却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应该也是我们做一个高尚人的追求,内心的坦荡其实是内心坚强的表现。
回顾自己的一生,梁老先生认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了《人心与人生》。“我尽我的头脑、精力发挥,把我所能做的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就是那本书。”其实,他还做过乡村运动,为国共合作奔走。艾恺认为他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问他愿不愿意谈一谈经历的伤心的事,遇到的挫折。梁老先生回答,“我觉得,我倒好像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他继续说,觉得自己有没有做好的事情,做错的事情,比如因为自己太气盛,跟毛泽东闹了矛盾,“应当我多尊重他一些,不应当跟他闹翻。”但这个事情并没有让梁老先生伤心。“如果有伤心的话,那就是我前头的太太,我的内人,她的死,我有一点伤心,因为我觉得她实在是很好,所以她死呢,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那时候梁老先生40多岁,中年丧偶,为大不幸,两个人正是感情最深的时候。其实这位过世的妻子并没有念过书,没有学问,并不是志同道合之妻,梁老先生仍然很怀念她。
这让我想起苏东坡那首纪念妻子的诗: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当艾恺问梁老先生对死亡的看法,他说,死亡并不是断灭,“相似相续,非断非常”,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只是相似而已,前一分钟的我和后一分钟的我也只是相似,“早已不是一回事,这就叫‘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艾恺问及是否怕死,梁老先生回答,“不愿意死。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因为任其自然才是‘廓然大公’。”从佛教角度说,人并不仅仅只有这一生,而是久远的连续不断,前世今生就是这个意思吧?今世的我其实在延续上世的一些因素与背景。
这本书的访谈时间是八十年代,不知道梁老先生会对现时代看法如何?那个时代我们的口号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小时候作文里要高大上的语句时一定要写上这句话的。八十年代的梁漱溟认为当处时代是一个“很平稳而求进步的时候,很有可能、很有机会求进步的时候,比往常都好。”他说,“有些人都是羡慕美国,或者是羡慕欧洲,好像是不满足中国国内的情况,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盲目性,盲目地羡慕外边、盲目地想学外面,这不对、不好。”“现在正是一个有希望的时候,在这个有希望的时候,在这个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来各自就自己所能的、所方便的,来尽一份力量,应当是现代中国青年的道路。”
梁老先生说,“慢慢地地球上,不同的种族之间,不同的洲土之间,那种成见、分别、仇视,都退后了,不敢有毁灭性的战争了。”未来世界很美好,世界不会停下发展的脚步,“不必悲观,对前途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发展要如此,你悲观有什么用呢?事实要发展,发展总是好的,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梁老先生是乐天派。
时代发展到现在,中国文化残存多少?而大呼小叫要捡起来的文化是不是有意义的那一部分?我喜欢梁老先生说的这一段话:“是非的标准不要向外找。《孟子》上头有个话,他叫做‘行仁义’和‘由仁义行’,这两样不同。所谓‘行仁义’嘛就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上认为那样是仁义,是好,按照着那样子去做就是‘行仁义’,孟子认为那不足取,不要‘行仁义’,要‘由仁义行’,就是还是回到自己身上来,返回到自己本心,越向外找越迷乱、越眼花缭乱,不要向外看,要自己问自己。”在安静的半夜醒来,自己问问自己,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梁老先生说的 “清夜扪心”。
反回头再读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大概就不难理解他所论述的“仁”,或者“良心”,也或者“理性”,这个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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