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先论述个人处于自然的独立个体状态和在社会共同体状态下的情形，阐明人类由自然状态转入公民国家状态的必然性，为了维护自身的财产与自由不受侵害，他们制定社会契约表达公共的意志，形成由所有个体联合的公共法人，并选出执行公意的组织，即政府，来委托行政的权利。在这条思路的指引下，他分析了社会契约，自由与平等，主权权力，公意与法律，政府的本质及属性等。
自然状态下，每个人虽然本身都是完整的，但却是孤立无助的，当不利于他们生存的障碍超出个人自我保存的力量时，人们去寻求一种联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护和维护每个联合者的人身安全与私有财产。同时，由于每个人固有的力量和自由是他自我保存的主要依靠，他又如何能在置身于力量的联合的时候，而不会被其他人侵害到自己的利益，同时又不会令其他人忽略对自己应有的关怀呢？什么是公民应该有的权利与义务？什么是主权者的权利范围？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所在，而最终形成的条款可以表述为：“每个联合者及其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的联合体，而他又相应地获得属于他一切的基于法律保障的所有权。”
于是，这一联合行为就产生出了一个具有道德性的和集体性的共同体，从而代替了每个缔约者的个体。这个由所有个体联合而形成的公共法人，在以前人们称之为“城邦”，现在成为“政治共同体”;在被人称呼的时候，它的成员们就称它为国家，与其他的同类相比较时，它就被称之为政权;人们作为主权权利的分享者，称为“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称为“臣民”。
公共的意志就是至高无上的秩序与律令，(即立法的权利在于人民)这种人格化的律令就是主权者，即公意的执行就是主权者。由于法律是普遍的意志和普遍的对象的结合体，所以任何一个人，自己意志的命令就不可能构成任何法律，而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身份，即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可能是行政命令，但绝不会是法律。政治共同体为了保存自己，同样也是保全缔约者的生命与安全，必须具有一种带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暴力作为基础和保障，目的就是要按照最有利于整体发展的方式来推动和处理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利益。正像自然赋予了每个人绝对权力，让他来任意支配自己各部分的肢体一样，社会契约也赋予政治体同样的绝对权力，让政治体来支配组成它的各个成员。然而这种绝对权力，也是要受到公意的指引。主权作为公意的执行，是神圣的，但是它的范围不应超出公共契约的范围，而且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置契约规定所留给他们的自由和财产。
通过社会契约，人类所失去的，仅仅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他得到的所有事物的无限权利(尽管很容易失去，因为没有法律来约束其他人来争夺);而人类所获得的，却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占有事物的所有权。自然自由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而社会自由是要受公意的约束和限制的。占有权有可能是由于暴力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作为最先占有者的权利，而所有权是根据正式的权利和资格所获得的权利。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当我们有意识地服从我们共同签订的法律时，才是真正的自由。
根本的契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不平等——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但是，却以人们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来取而代之了。因而，人们虽然在体力上和才智上是不平等的，但是由于契约和法律权利的存在，他们每一个人之间就已经成为平等的了。每一立法体系的目的都在使公民获得最大的幸福，衡量的标准是：自由与平等。之所以涉及自由，是因为所有人与人之间特殊的从属关系，都会使国家加速分离;之所以涉及平等，是因为没有平等，自由也就无从谈起。然而，所谓平等就不是均贫富，而是说，对于权力而言，它的强大不能发展成为暴力，超出法律的约束;对于财富而言，它的强大不能使人失去人身自由。这意味着，那些拥有财富和地位的人必须适度节制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权势，而那些普通大众也必须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婪。这也说明了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力量是蕴藏于民众的德行的习惯的力量，即道德品行，风俗习惯和公众的舆论，它们是一切法律的源泉。
正如每一种自由的行为都需要精神上的意志和行动的力量才能产生，政治体也需要同样的动力，公共意志可以称为立法权力，公共力量可以称为行政权力。立法权属于人民，行政权却因其需要执行具体的行为，需要一个代理人来执行，并接受公意的指引。政府就是这个代理人，它掌管法律的执行并维持社会和政治的自由。人民服从君主的行为，所根据的不是契约，而是一种委托，即人民将行政管理这项任务委托给政府，同时，也有权力任意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这就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
国家的稳定取决于主权者，公民和政府者三者的平衡，如果主权者想要进行直接统治，如果行政官想要制定法律，如果臣民拒绝服从，那么骚乱就会取代稳定，力量和意志就不再协调一致地活动，国家就会解体而沦为专制体制或是陷入无政府状态。
政府内部的成员具有基于个人利益的特殊意志，也具有作为行政官的共同意志，它仅仅关系到政府的利益，同时还具有公共意志。这三种意志的活跃程度和社会要求的正好相反，同时，正如一个人从出生就注定走向衰老与死亡，政府权力也具有滥用和政府变坏的倾向，这都要求对政府的监督。从一个国家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否可以看出国家是否健康，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正切实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反之，人民已不相信政府会表达公意，此时，政府已失去合法性。那么主权权威如何自我维持呢？定期集会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契约，是对政治共同体的的一种支持与保护，同时也是对政府的一种控制(所以在任何时候，集会都会给统治者带来一种恐惧)，因为当人民合法地集合在一起(而是小众人在别有用心地煽动)，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已出现，这时行政官和每个公民都平等，他只不过是集会的主持者。集会的召开总是以采取如下俩个提案的形式，以这样的方式来防止政府篡权的行为。
主权者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
人们愿意让那些在目前实际掌管着行政管理的人继续留任吗？
下午睡觉醒来，外边亮堂堂的，久经雾霾，阳光与晴空的出现就倍觉珍贵，赶紧跑到图书馆把这本书的读书笔记写完。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卢梭还论述了不同体制的政体，公民宗教等，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无法整理下去了。
把导读的一段话抄在这里：
“在卢梭看来，生活在公民社会中的现代人，无不陷入自我分裂的困境之中：作为自然人，他受自利的感情驱动;而作为一个公民，他又担当着公共的义务。这种正义与自利的人格分裂，正是现代人之人性异化的本质。卢梭所关注的问题实质是：如何摆脱现实社会中人的自我分裂的困境！他用以解决整个问题的钥匙是自由，不过不是那种原始的自然状态式的自由，而是一种新型的共同体的自由。卢梭的政治思想的中心课题，是尝试设计一种共同体生活，使人重享他们曾经在自然状态中享有的那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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