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22日，我国新闻界前辈戈公振先生逝世。

戈公振先生是我国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著名的爱国进步新闻记者、新闻学者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者。他1890年出生于江苏东台，曾在上海《时报》和《申报》前后工作近20年。从1933年3月起，他到苏联采访、考察两年多，撰写了一批报道，向国内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写了《中国报学史》等专著，对革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作了贡献，是我国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1985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戈宝权的纪念文章《回忆叔父戈公振二三事》：

今年11月27日，是老一辈报人和进步爱国新闻记者、我的叔父戈公振95周年的诞辰，10月22日又是他逝世50周年的忌辰。回想到在他生前，我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深得他的亲切关怀和教诲之恩，现特借这个机会回忆一下他生平中的二三事。

首先是他一生勤奋好学的精神。他出身在江苏省苏北东台县城的一个所谓“世代书香”的人家，自幼非常聪慧。他读过家塾和私塾，后来进了东台县城唯一的高等学堂，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一，从此以后他就全靠自学走上了成才的道路。他在上海《时报》工作时，经常到青年会去补习英语；后来他到欧美和日本各国考察新闻事业与参观访问，又自学法语、德语和日语；甚至40多岁访问苏联时还自学俄语，都做到能阅读和讲话的程度。他很早就鼓励我努力学习，记得童年时他送了一盒积木给我，他在盒盖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写了两句话：“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

二是他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在1913年到了上海，先在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第二年进了《时报》编辑部，从校对、助编、编辑，一直升到总编辑，而且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他在《时报》前后工作了15年，后又在《申报》工作了3年。他对报纸的革新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创了《图画时报》和《申报星期画刊》。同时他还专心研究新闻学，撰写了《新闻学撮要》和《中国报学史》等书。他对各国的新闻事业也进行过研究，还从事宣传和推广新闻学教育的工作。记得1935年初我到了莫斯科以后，曾同我的叔父合写了《梅兰芳在庶联》、《最近庶联人民生活的一般》（当时他写的通讯都用“庶联”二字代替通常用“苏联”）等通讯文学。当年10月他在国难深重时返国，数日后即不幸病逝，享年只有45岁。没有可能完成他生前重写《中国报学史》的遗愿和撰写《世界各国报业考察记》的计划。

三是他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一生中为人光明磊落，从不沽名钓誉，猎取名誉地位；他平等待人和蔼可亲，并以助人为乐，特别是提携同行和后进。尽管这样，他当年仍不免要遭到“小报”的造谣与中伤，甚至他在《时报》的老同事包天笑晚年在写《钏影楼回忆录》时，其中对他的回忆仍颇多不实之处和讽刺之词。我的叔父生前对这些事从不计较，也不耿耿于怀，而常一笑置之。凡同他生前共过事和有交往的人，都深知他的这些高尚品质。

我的叔父一生中追求进步，热爱祖国，在30年代初国难深重时，他曾和邹韬奋等人筹办代表民众舆论喉舌的《生活日报》，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甚至在临死时，他还对邹韬奋断断续续地讲道：“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沈老（钧儒）当年曾以《我是中国人》为题写成悼诗：“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沈老写到这里，“泪滴满纸，不自禁其感之深也,周记。”我的叔父离开我们已是整整五十年，但他当年讲的“我是中国人”这句话，一直到今天还响在我们的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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