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20多年前吧，报载钱钟书对开名人纪念会的事相当反感，有云：“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这个六“不”，当时固然作为美谈，但是否也反映钱氏的冷嘲风格，有如《围城》的冷峻甚或刻薄？一些学人心中恐怕也不是没有这个疑问的。

实际上，我是比较早看到钱氏这个说法的。当时我在华中师大攻读博士学位。华中师大是钱钟书的尊人钱基博的终老之地，华中师大领导决定于1987年钱基博的百年诞辰时开个隆重的纪念会。其时钱钟书的学术声望正蒸腾日上，学校自然想邀请他出席。华中师大与钱钟书有关系的教师也还有一些，如石声淮教授就是钱钟书的妹夫，但当时华中师大领导却选定彭祖年操办其事。彭祖年抗战时是湖南安化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就是以它为原型的）国文系的学生，是钱基博的弟子，当时正写完钱基博的传略，便在寄传略给钱钟书审阅时，提到学校要举办纪念大会的事。彭祖年也是我的外公钟钟山的学生，我在华中师大时与我来往较多，有一天，他告诉我：“钱钟书复信了，他对纪念会有看法。”并给我看了复信的全文：

祖年我兄大鉴：

音问久疏，忽奉惠书，并示先君事略，感刻感刻。谨删易数字，以塞虚怀。纪念会事，盛意隆情，为人子者，铭心洽髓，然窃以为不如息事省费。比来纪念会之风大起，请帖征文，弟概置不理。今年无锡为先叔父举行纪念会，弟声明不参预。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也。贵乡王壬秋光绪九年日记载《端午》绝句云：“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慨乎言之，可以移咏流行之某某百年诞辰纪念会矣。弟去冬患血压高，服药稍减，尚未平善，又不慎中寒，喘疾几复发。草复，不尽。即颂近祉

弟钱钟书上二十日

这封信，应该是写于1987年8月前某个月的20日，因为钱钟书在1987年8月31日给华中师大的表示不能与会的信中提到前已有彭先生写信给他，其复彭信当在此前。当时我看了信，感觉其中颇多感慨之语，必有深故，因与彭先生甚熟，遂叩问之。彭先生便与我说个大概——

抗战胜利后，钱基博到了华中大学任教。华中大学后来改制为华中师范学院。1957年鸣放时，他写了一信给上级机关提了一些意见，其时年事已高，身患重病，便托其婿石声淮寄出。石迁延多日，朋友也都说不寄为妥，但拗不过老泰山催促,快速作文，终于寄出了。事情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钱基博被错划为右派。当时的华中师院领导，大概也还有点“人道”，鉴于钱基博已经病重，便不将这个结论告诉本人。然而右派必须接受批判，如何处理呢？那就将其女婿石声淮找来代替其岳丈挨批。钱基博本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个右派。这就其心理来说，自然算是大幸；然而就其人生来说，却不能不说是大悲，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的身份。钱基博在五十年代初就将自己的图书和文物捐献给了他最后服务的大学。我当时在图书馆看到的许多线装书，就是出自钱基博之赐。钱基博死后，留下几百册日记，其中大量的是学术笔记（钱基博的许多学术著作都是从日记中抄录而成的，如《中国文学史》《湖南近百年学风》等），由石声淮保管。“文化大革命”中，石鉴于笔迹留存之可怕，遂全部销毁——当时连郭沫若都说过他的著作应该全部销毁，遑论他人。“文革”结束，石的朋友们无不责怪他毁弃老师的心血。他非常无奈，说当年投信错了，汲取教训烧毁日记又错了，如何是好呢？

这些情况，钱钟书不会不清楚。时过境迁，作为主事者，彼时有彼时的政策与人事，今天已经翻开新的一页，自然要一切且向前看。但作为受事的一方，却很难不将此看作历史延续，能不感慨系之乎？我记得1979年春，北大为熊十力开平反追悼会，我外公接到邀他出席的信函，他对我说：“我怎么能去呢？”其中固然有身体上的原因，却也不无几多感慨在其中啊。

博学强记的钱钟书，遇到这样冰炭两重天的事，心中立刻浮现王壬秋“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的诗句，并写出来给老熟人以抒发其感慨。六“不”之言，原为此伤心之忌日翻为他人嬉笑之令辰而发，并非无端之嘲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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