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局的本质是“吃人”

饭局的本质是吃人，人有趣才吃得高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常鱼找鱼虾找虾，要是鱼虾混吃，场面上就很冷清，或故作不冷清，一个个心怀鬼胎似的。

跟我一起吃过饭的有意思的人很多，挑两个说一说。譬如阿城，我们称他阿老，他出生于1949年的清明节，自称是旧社会过来的人。阿老一来，消息就在城中一对一传播，好事分子也跟着来了。平时请她吃饭百般推脱的毛尖教授都会出现，以非常罪非常美的神态盯看阿老。阿老的吃饭才叫吃饭。他不喝酒，只喝茶。一桌的菜，花里胡哨的那些不大去夹，喜欢的是猪大肠(上海的饭店称作圈子，有本邦传统名菜草头圈子)一类有质感的，按他老的期待，不要洗得太干净，隐约有点粪味才是圈子。他也喜欢红烧肉之类结结实实的食物。吃两块肉，浇点肉汁在米饭上，食不语。目不斜视地吃得干干净净，请跑堂添饭，再吃干净。放下碗筷，抹抹嘴，点上烟，开始说话。其他人可以边吃边跟他聊天，他再不碰食物。阿老的见识是一流的，人家熬夜，他说自己熬白天。10年前我们在成都郫县当《诗意的年代》的演员，每晚聊天，他越是夜深越目光炯炯，他那些真假难辨的故事是永远说不完的。下半夜，方方、林白、赵玫、棉棉、王彤、王朔、吕乐、刘仪伟、徐星等一个个逃走了，阿老只能无奈去睡。吃的什么都忘了，那真是快乐的日子。

总有吃不吃无所谓、话不说不行的朋友。例如文学批评家程德培兄，饭局上只喝酒，通常不吃菜，嘴里不停说话，拿座中的一个个食客下酒，妙语连珠，即兴发挥。说完自己先大笑，然后端着杯子走到被吃的食客前，跟他干杯。饭桌上，被朋友攻击，当面造谣，有一种被抬举的荣幸感。有疑似绯闻在朋友之间口口相传，添油加醋，也是很自豪的事情。在饭桌上，像小说家孙甘露老师那样谦虚是可能的，但一点故事都没有的只有食物。那烧汤的老母鸡那么可怜，在养鸡场生下许多蛋，从无孵蛋的快乐，连公鸡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别提交配了。

另外有一位也是只说不吃，说完自己大笑。他叫江海洋，电影导演，那个《高考1977》就是他拍的。饭桌上他不即兴发挥。我多次，有的朋友多几十次地听他说段子，百听不厌，虽知道后文，依然捧腹大笑。江海洋的段子不黄不暴力，肉麻些可说是隽永。有好事者如沪上著名坏男宝爷或沈爷喜欢充任他经纪人，每逢有对脾气的远客来沪，如张大春、梁文道之流，急忙自带干粮献宝。我自号狗仔作家，吃饭也带家伙。我拍到张、梁还有阿城的哈哈大笑照片，一片纯真。张大春最是可爱，笑得拍手拍脚。我还保存着小机器拍的录像，段子一来，本地著名淑女王安忆也笑得嚣张。众人只知上海有周立波，未曾想到绝好的东西不放橱窗里。跟这号人吃饭，真是吃什么都可以的。

人对动物的同情心有限，通常对小的同情少点，对大动物多点。那种桑拿虾在饭桌上集体死给大家看，绝大多数人是不会不忍的。但店家牵头牛来，当场一锤子打下去，牛含泪而亡，多数人就不会吃它了。听说有的地方活剐驴肉，更有活吃猴脑的悠久传说，这种事情在上海不会发生。我们奉行的是君子远庖厨哲学。我们知道是在吃动物，宁肯吃尸体，不要死在面前，阿弥陀佛。

现在念经的人多起来，有人还顺便吃素。在这些朋友面前，我等吃动物的动物容易自卑。前些日子在北京见一朋友庄严吃素，吃得一脸正气，真是感动。但我也见过别样的。一日，饭局开席等着上菜，先听某友布道，谈吃素种种妙处，谈精神到身体的清洁，谈坚持数年必有大效果。还让你看看他气色，真是交关好，让我无论从境界还是皮色都自愧不如。正宣讲茹素，菜上来了。某友放下话头开吃，我将素菜给他转过来，谁知他筷子斜斜地伸向一旁。他解释，这是肉边菜，茹素者也可吃得。但也许眼神不济，渐渐吃向菜边肉，再由小荤到大荤，只见筷子威猛得像 *** 中的某物飞梭。我心里太赞叹了，本来不可大笑，实在收束不住呵呵。

无酒不成席。酒是催化剂，桌是能量源。酒桌不是PK台，是PR场。

在中国，酒是文化、礼仪、历史、风俗；最后酒酒归一，酒是关系，酒桌即中国。

情在口中，话在杯中，各地酒桌不同酒风。《新周刊》遍约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东北和香港的资深酒徒，谈不同城市里的酒桌、不同酒桌上的人情世故、不同人情世故里的中国社会酒规则。

公款吃喝9000亿，是国防开支的5倍、医疗投入的4倍，这叫“酒桌经济”。抛开利益局，纯扯淡、纯聊天，开怀畅饮、放浪形骸，这叫“酒肉朋友”。“酒桌经济”难免，“酒肉朋友”难得。更多的是我请你喝酒、你帮我办事，喝酒成为一种工具理性。

今天，你喝了吗？

必须买醉的中国人

中国朝酒晚舞

酒是“前啜”，桌是“后啜”。酒和桌构成中国人精神与话语交流的阵地，也是面临各种社会压力的逃避之所。

文/胡赳赳

王朔在《新狂人日记》中描述过一个叫“三哥”的，大家每天都顶着“三哥”的名目吃饭：周一，三哥要去天津了；周二，三哥又不走了；周三，三哥真走了；周四，三哥回来了。王朔说：“剩下的就全周末——必须的。”

这个三哥是典型的饭局达人，最“骇人”的一次是在某次聚会上，7个人互相介绍后发现，彼此全叫“三哥”，这几率真是小之又小，愣让王朔给碰上了。

吃饭其实很累，但再累也得吃。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革命了，不就剩下“请客吃饭”么。美食专栏作家沈宏非说：“一周一个饭局是正常人，一天一个饭局是大红人，一天三个饭局是交际花，一天很多饭局，是餐厅服务员。”

经济学家茅于轼长期以来有个观点，中国的粮食最起码够全中国再吃20年，所以他赞同退耕建房，这样房价就下来了。中国人的现状说到底是“吃穿住行”只解决了吃穿，没解决住行。基本温饱、略微小康、虽有中产、塔顶特权是社会的写照。住，房价太高，行，交通太堵。吃和穿则蔚为大观，钞票化做饭票、布票仍是主旋律，于是往死里吃、往出格中穿。

中国开酒，世界都有

中国开饭，世界管饱；中国开酒，世界都有。中国既是世界的开胃酒，也是世界的壮阳酒。

在中国，不一定什么事都可以摊到桌面上来说，酒桌除外。酒桌适宜神交、社交、私交。中国人喝红酒四大俗“碰杯、干杯、碎杯、交杯”这时看来也无伤大雅，只要感情深，管它主义真。

酒桌浇筑了一个社交的中国、节庆的中国、礼仪的中国。网友们曾对招待奥巴马的国宴津津乐道：翠汁鸡豆花汤、中式牛排、清炒茭白芦笋、烤红星石斑鱼、一道点心、一道水果冰淇淋和2002年的长城五星葡萄酒。

上至国家元首、下到平民百姓，酒精不燃烧，不算搞社交。因此，酒精文化碰到汽油文化就伤痕累累，禁酒令越来越严，仍难敌陪酒之风，把车扔在原地，酒还得照喝不误。

逢年过节，猛酒当道。有个段子说，北京人喝酒：来个红的！是指“红星二锅头”；来个牛的！是指“牛栏山二锅头”。过节聚会，喝酒难免，有人说要移风易俗，但多少年喝到打点滴送医院，都是常态。

你可以不懂中国话、不懂中国文化，会喝就行。无怪乎老外感叹“中国就是个大party”，party上不认识人没关系，语言不通不要紧，酒量甚至也无所谓，只要你自己High起来，似乎就足够了。

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并无多大变化。喝吧，中国！

能将人请来才是本事

现在，请人吃饭不是本事，能将人请来才是本事。通常能不去就别去了。这年头可能没房子，谁还没吃的？跨过半个城市赶去吃顿饭，交通是这么乱，打车又那样难，开车还不能喝酒，一吃就是半天，真要有个好的由头才行。像北京那种一个饭局人越吃越多的事情，在上海基本是没有的。又不是去充军，在上海吃饭不可以临时抓人，饭局都是预约的，有时再三切磋，寻好彼此方便的时间。做这事也要有高手，他出马就搞定，一般人弄不下来的。

上海人对两样吃的情有独钟。一是咸菜。咸菜是至味，一有此君滋味立刻吊起来，比味精鸡精好得远。无论咸菜毛豆、咸菜豆瓣酥还是咸菜黄鱼，都是绝好的东西，词序上咸菜都是先说。这本是家常菜，近年饭店也热衷起来，供旧人怀旧，新人尝新。二是大闸蟹。是不是正宗的上海人，看他对大闸蟹的态度就行了。比较老派的上海人思乡，首先在思这两样,小学作文。那种原生在上海，后来去了外乡的朋友感觉上多少要打点折扣。譬如一位自称吃货的美食家朋友，文采斐然，一字千金，但去广州客居后写的吃蟹经有穿帮镜头——他竟教人先吃蟹脚。蟹是必须热吃的，所以在家享用最好，即便没有宝玉黛玉作伴，也不必到王宝和酒家的。热热之时不吃蟹黄蟹身，先啃蟹脚蟹钳，全然没道理。蟹脚掰完了，没有执手，蟹身捧在手心里像只馒头，如何下口呢？吃蟹是俗事、麻烦事，但越俗越麻烦就越要吃得雅，这才见品位。

公费宴请不是常态，我们只聊自费的。在上海吃饭先上点评网，选好饭店，有地图，有吃过的网友评论，有报价。现在浦东很出名，被新上海人推崇备至，但一个私人饭局，如果不怕一个人吃，极少有在浦东的。普通人的自费聚餐，一上饭店非要点鲍鱼、鱼翅、海参或奇形怪状海鱼的食客较少；口味刁钻，非要拼死吃河豚甚至四腮鲈鱼的也少。能将普通菜色做出好味道，这才是真本事，才会口口相传，生意兴隆通食道，财源茂盛达舌头。上海的饭店现在数不胜数，普遍水准也高多了，没人敢说自己吃遍的。这城市其他生意红了就黄，只有饭店永远热闹。有些人热心于发现哪里有新的好吃，对另外一些人，无论吃什么其实已不兴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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