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有些很早就和毛泽东有着渊源，可谓知根知底。粟裕和毛泽东也是老乡，他与毛泽东的交情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粟裕不是元帅，却是毛泽东极为倚重的方面军统帅，屡屡被委以征战重任，堪称毛泽东的“撒手锏”。
早年，粟裕是毛泽东的“卫士长”
粟裕的异军突起，的确出乎毛泽东的意外。
如果说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少年得志，风光无限；一种是大器晚成，后来居上，那么粟裕显然是后者。
他虽然赶上了男儿向往的铁血时代，随朱德上了井冈山，见到了毛泽东，但一来当时他仅是一名小小班长，二来没有当时最吃香的过硬文凭（黄埔军校毕业），毛泽东也不是神，当然没能一眼看到他的能耐。
但粟裕却一直自觉以毛泽东为师，默默地跟着他“学打仗”，不断琢磨他运兵遣将的战法，但很长时间里，毛泽东却还不大熟悉这位勤勉的好“学生”。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黯然离开了前委书记的岗位，到福建永定的天子洞养病。陪同毛泽东离开的江华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萧克也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
这时候，粟裕还是红四军的基层干部；三连连长。他奉命带所部保卫毛泽东。
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十分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疏忽懈怠。
他把全连百十来号人分为两拨，自己亲自带一部分跟在毛泽东身边；另一部分则安排在驻地附近活动，随时注意四周的动向。
毛泽东尽管心情不大好，但对粟裕这位“卫士长”开始有所了解，也很欣赏他的细心周到，觉得安全有了保障后（蒋介石的陈维远部就在附近），便放心地埋头写自己的东西。
粟裕是老实人，除了每天例行的探望、问候之外，再没有过多的“亲近”之举，也就未能更多地引起毛泽东的好感。
识人之道的最高境界是人于落难之时。
毛泽东是一个很讲感情的人，对患难时支持自己的人，是十分感念的。这是后来毛泽东信任粟裕，将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权交给他负责，并屡屡交代“不必请示”，不断委以重任的基础。
1930年年底，粟裕走进了高级指挥员行列，出任红六十四师师长。这个师虽然装备简陋，却与红军主力林彪的红四军一样，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归总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直接指挥。
粟裕与毛泽东的接触因此多了起来，开始正儿八经“学打仗”。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粟裕还给毛泽东献计，从而大获全胜，活捉了时任国民党第九路军第十八师中将师长、围剿红军的前线总指挥张辉瓒。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时，粟裕带红六十四师与黄公略的红三军一起，在板坑打败了蒋介石的公秉藩部。
战后，他与政委高自立将战况及下一步如何行动的请示写成短信，派通信员送交毛泽东、朱德。
这封简短的信函，见证了一场枪林弹雨的厮杀，是至今发现的粟裕与毛泽东直接对话的最早文电。
如果再这样对话一两年，粟裕的军事才干被毛泽东多注意几回，他再上一个台阶，成为军级或军团级主官，彻底摆脱后来“资历”束缚的阴影，应当是极有可能的。
然而，粟裕好像注定了要“大器晚成”,好词好句好段。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再度“下岗”，直到三年后的长征路上才“翻身”。同时，粟裕也在其师级岗位上徘徊了近八年，成为真正的“老”师长。
毛泽东到了延安，站稳脚跟后，开始想起留在南方丛林里的老部下们。粟裕，这个当年的警卫连长，就是毛泽东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一个。他多次设法打听粟裕的情况，期望这个生龙活虎的“青年战术家”还活着。更残酷激烈的抗战即将开始，太需要会打仗的人才了。
但毛泽东得到的报告是：粟裕可能牺牲了。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气吞山河的毛泽东虽然如此豁达，但心头也难免有些惋惜与沉痛。
1937年5月，陕北热热闹闹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张闻天致开幕词时，首先庄重地宣布悼念在以往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粟裕作为“英灵”，就被他排在了以李大钊为首的烈士名单，坐了第三十四把“交椅”。
这当然也代表了毛泽东的意愿。
没想到粟裕是一只战火中的“不死鸟”，他并没有跟李大钊去“长眠”休息。
七个月后，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得到他还“活蹦乱跳”的确切消息，连忙向延安的毛泽东报喜：“粟裕还在。”毛泽东闻听之，欣喜之情自不待言。
粟裕在浙南山区多年沉寂，而此时毛泽东从当年中央红军的统帅，成为了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因此，这时候的粟裕，还未能获得与毛泽东再次直接对话的机会。但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粟裕，也不断从粟裕那里获悉诸如韦岗处女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等意外的捷报。他当然也不吝啬嘉奖令，不时通过新四军军部给粟裕打气。
1945年6月，粟裕接连三次取得天目山大捷，干净利索地报了“皖南事变”的一箭之仇。
这是从游击战转变为大兵团正规战的一次娴熟大演习。毛泽东再次对粟裕刮目相看，他极富远见地对在场的周恩来、曾山等人说：“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毛泽东觉得粟裕可堪大用
更大的惊喜接连传来。全面内战爆发后，粟裕七战七捷，首创打败国民党美械装备部队的胜利模式，使心里七上八下的毛泽东，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亲自提笔起草文电，将这一仗作为范例通报全军学习：“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就像后来他幽默地说自己的秘书----做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从过去的“小舟”“成了承载千万人的大船”一样，粟裕也从警卫毛泽东一个人的小连长，成了南天一柱的“护国大将军”。毛泽东开始对他前所未有地信任与倚重。
粟裕这匹埋没了多年的“千里马”，没有让“伯乐”失望。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一个比一个胃口大，也一个比一个惊世骇俗，第一年就打出了全军各战区第一的战绩。
毛泽东知道，“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他的军队”，全军如果都和粟裕一样痛快地“挖”蒋介石的命根，革命的成功也就指日可待了。
因此，毛泽东不只有“慧眼识英雄”的自得，更多的是“成功日近乐陶陶”的喜悦。他在1947年8月24日夸奖粟裕：“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
由于毛泽东的欣赏，因此，当粟裕偶尔马失前蹄，主动写检讨，并请求处分时，毛泽东不但未予责怪，反而温情脉脉地慰勉有加。
毛泽东有个“霸气”的规矩：党内同志上门，不论地位高低，资历大小，从不出门迎“客”。
但有两个人让他破了例：一个是林彪，1942年伤愈后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十分兴奋，亲自前往迎接；还有一个就是粟裕。
1948年8月，粟裕奉命前来商量华野战略行动。毛泽东激动异常，大步迎出门外，拉住他的手，动情地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
毛泽东还清楚地记得，这是自己与粟裕1931年后的首次见面：“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粟裕自然也激动得一塌糊涂，连连问好。
“不辣不革命”，老乡远道而来，最好的招待当然是辣椒。粟裕肠胃不好，辣椒也就只礼节性地尝了尝。毛泽东则大快朵颐，全盘照收。辣得两颊生热，额头冒汗之际，他的谈兴也高涨起来，说起了粟裕的杰作：孟良崮战役。
他感慨万千地说，消灭七十四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有想到：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我毛泽东本人。
这种当面交心的褒奖，自然是过去翻山越岭而来的嘉奖令里体会不到的，粟裕只有感奋而已。
十七年不曾见面，又没有经过延安整风这一关的“历练”，尽管粟裕过去能打，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受信用的程度。这似乎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这回见了面，交了心，毛泽东觉得这个小个子看来可堪大用，于是也就采取了非常的举措。
他不但改变了自己浪漫的“渡江跃进”主张，采纳了粟裕不过江的战略建议。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毛泽东“登坛拜将”，重用粟裕的决策无疑是对的。与蒋介石争天下，战争当然是第一位的，其他政治、经济都需要从属于军事。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此后，毛泽东每临大战，屡屡电示粟裕：“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
粟裕在这种超乎寻常的依赖之下，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横扫千军，连战连捷。
“我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上，粟裕成为继毛泽东、朱德、贺龙之后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的人。
进入1950年，毛泽东对粟裕的倚重，甚至还超过了名将林彪。不仅未答应粟裕提请的让林彪指挥台湾战役的建议，还令他负责此战；朝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还将粟裕从东南调往东北，列为挂帅人物的首选，林彪反而破天荒地成为第一“替补”。
正因为此，杨尚昆也很钦佩粟裕。
杨尚昆与粟裕并无渊源，但他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经常听到毛泽东提起粟裕和他的战报，耳濡目染，也就熟悉了这位“常胜将军”。
他后来回忆说，在七战七捷之后，毛泽东就称赞粟裕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而且对于一些重要战役，“毛主席常常说，发电报征求一下粟裕的意见”。
在毛泽东的心里，二十二年的征战生涯，经历的大仗不可谓不多，却只有淮海战役可以同二战时期的国外大战役有一比。
1961年9月，毛主席接见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称赞毛主席是高明的军事家，用兵如神，特别是淮海战役不可思议。毛主席很谦虚，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是我们湖南人。”
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韩福裕回忆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他随周恩来到中南海服务处理发时，碰巧毛泽东也来了。得知他是周恩来的卫士后，毛泽东笑容可掬，很随和地问他的名字。
韩福裕告诉他，叫“韩福裕”。生怕毛泽东听不懂自己浓重的方言，他补充说：“是韩信的韩，幸福的福，粟裕的裕。”
毛泽东一听，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好呀，包含了中国两大军事家韩信和粟裕，你还比他们都幸福。”在场的人，包括周恩来都哄然笑了。
对韩福裕而言，毛泽东的话自然是幽默的戏言，然而正是这一不经意的话语，却也真实地折射了粟裕这个“大军事家”在毛泽东心里的分量。
1953年2月，毛泽东由陈毅陪同，坐火车从南京、徐州、济南回北京。这一线都是粟裕统率华东野战军打过仗的战场，一路上毛泽东就多次提到粟裕能打仗，会带兵。
列车经过徐州时，毛泽东凝望窗外这个当年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再次深有感触地说，粟裕立了第一功。到粟裕曾经“中秋夺城”的济南后，毛泽东又说他是“人才、将才、帅才”。陈毅笑着接过话头，说粟裕是樊哙。
毛泽东似乎有些不满意，说：“粟裕，一不是樊哙，二不是韩信，三我毛泽东也不是刘邦；粟裕就是粟裕，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将，是人民的好儿子嘛！”
这些话，在场的“大警卫”、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听到了，“小警卫”李银桥也听到了。然而，囿于某种缘故，粟裕这个“当事人”，从来不知道最高统帅曾这样说过自己的“闲话”。
李银桥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我再不讲，永远没人知道了！”
2006年7月，原华东野战军作战参谋秦叔谨在出席《粟裕年谱》出版座谈会时，也曾以书面语言庄重地谈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来访时毛泽东夸赞过粟裕：我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毛主席这句话，是对粟裕同志戎马一生的高度褒奖。”
有最高统帅的这一“嘉奖”，粟裕这位“井冈山的老人”，虽然没有军人的最高军衔----元帅，但也足以“笑傲江湖”，快慰平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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