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第一眼和最后一眼
1966年8月24日,也许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平常的一天;太平湖,也许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平常的地名。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不堪“四人帮”的迫害,投太平湖自尽!
为了抗争,为了捍卫人格尊严,老舍先生愤然跳进了北京太平湖。文化界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认为是“文革”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
父亲的死给舒乙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他在回忆的文章中写道:
那一夜(老舍投湖自尽那晚),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我摸了父亲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回报给他。
或许在那个时候,舒乙想起了父亲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
舒乙:半路出家
舒乙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在林业化学研究部门从事研究工作。
“文革”结束后,老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点研究的对象。但在老舍67年的生命里,由于各方面原因,不为外界所知的空白竟占了三十多年。
填补父亲留下的历史空白,自然是做儿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1978年,舒乙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品《老舍的童年》,解开了老舍研究问题上的一些谜团。
命运确实会开玩笑,竞让这位文豪之子在埋首实验室搞了半辈子林业化学研究后,43岁时才被拉进现代文学的殿堂,开始文学写作。他的这篇《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连载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舒乙从此走上创作之路,陆续出版了11本著作,成为当代著名的作家和老舍研究专家。
1984年,当时舒乙49岁,开始筹建现代文学馆,从1985年旧馆开馆、1999年新馆落成、2002年新馆开馆,舒乙一直都是这项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一直到2004年卸任,舒乙为现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舒乙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当上了作家!
老舍:希望儿子去当车夫
老舍先生生前不支持儿子当作家,他说:我要是有个儿子,就让他去当车夫,去拉拉车把。他觉得当作家第一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第二要有文字功底。他认为舒乙是学工科的,文字功底肯定不好。第三个原因他认为舒乙不是天才,当作家必须是一个天才才可以。
但是舒乙用事实证明,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王朔曾说舒乙只会吃老子,舒乙对这种不严肃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说: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他可以蒙一两个人,但是不可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刚刚开始可能还可以,但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我对自己长时间踏实的创作有信心。
舒乙的成功除了他自身的勤奋和天赋以外,还跟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有关。
老舍先生的家庭教育
现在讲一些老舍先生对待孩子的观点和态度,也许你会觉得他很西化。
老舍先生对子女的学习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的态度,从未过问孩子的成绩,也没辅导过孩子功课。他表示赞同的,在当时的舒乙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赏舒乙对书画有兴趣、对唱歌有兴趣、对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
他很爱带舒乙去拜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舒乙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舒乙的手,也不和舒乙说话。
舒乙回忆说: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舒乙15岁时,已经是个初三学生,老舍先生就把舒乙当成大人了,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人对大人的平等态度。他见到舒乙,不再叫小乙,而称呼舒乙,而且常常和舒乙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
舒乙:夹着尾巴做人
当记者问舒乙在你这么多的名头里,听到最多的还是“这是老舍先生的儿子”时的感受,舒乙承认:父亲是大作家,母亲是画家,当老舍的儿子有种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我常提醒自己再努力一些,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且,因为有这么多的人都喜欢老舍先生,我为此而感到很骄傲。
老舍先生和舒乙,这对父子是唯一的,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无数对父子中的一对。
每个孩子的成长,刚开始总会笼罩在父母的影子下。但是我们需要走出父母的影子,当我们真正长大了,总有一天会穿过父母影子的荫蔽,让风雨无遮无拦地拍打在我们的身上。
当我们回望的时候,我们不想踩痛父母的影子,因为它曾带给我们方向和安全,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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