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怎么做慈善？做什么样的慈善？捐钱还是捐物？捐给谁？通过谁来捐？当你决定献出爱心的时候，这一连串的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
　　
　　公益咨询公司（“慈善中介”）的出现，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捐赠方实现公益的愿望。根据客户的需求、捐赠数额和所关注的领域，帮助客户量身定制一个独特的公益项目，“并保证每一笔捐赠都用在点上”，这是慈善中介的主体业务。
　　
　　捐赠者：提出自己的慈善理念
　　
　　王晨，80后，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目前自营一家品牌服装公司。
　　
　　2010年底的一天，他与一个做公益事业的朋友见面，喝茶之余，两人聊起了慈善的话题。被各种慈善负面新闻“包围”的王晨听到了一个全新的慈善理念，这让他对慈善重新定义。“我原来认为慈善都是大公司有钱人才做的事，经朋友一讲，我才知道每个普通人都能参与到慈善中来。”
　　
　　在朋友的引荐下，王晨开始接触一家公益咨询公司，后者为企业、基金会或个人提供合理有效的捐赠项目，并对慈善项目进行鉴别调查评估和监督。“说白了，就是慈善中介。”王晨说。
　　
　　有了这个“慈善中介”，王晨觉得自己的慈善计划终于可以“有的放矢”。“从小到大，除了学校组织的捐款，我从来没主动捐赠过任何人，但这次我真的觉得慈善离我很近很近。”于是在2011年初，他和该公司正式接洽，商讨捐赠事项，但开始并不是很顺利。
　　
　　慈善中介提交给王晨的第一个项目方案是关爱“瓷娃娃”（即“脆骨病”）的NGO组织。三方共同商讨捐赠的具体事项。“当时我问他们需要多少钱，或者需要怎样的帮助。结果令我大吃一惊，被捐赠方对我的期待实在太高了。”
　　
　　王晨原本的构想是：不仅可以捐钱，还可以在公司销售过程中帮他们做宣传，也可以让员工参与NGO的活动。“但他们张口就说不能低于20万人民币，我们小公司很难负担。”这个项目只能放弃。
　　
　　放弃之后，王晨公司内部也有激烈争论。大家也在思考，捐助太多的钱，对被捐助者是否真的是一件好事。
　　
　　“慈善中介”很快又给王晨提供了第二个捐助项目，是上海绿丝带公益组织。三方再次商讨捐赠各种方案：一是直接捐钱；二是支持他们开店，卖公司服装；三是抽取卖衣服的提成。方案不停更改，但总是无法达成共识。第二个捐助项目最终也不了了之。
　　
　　两次“试水”失败后，王晨和他的团队打算冷静一下，仔细思考自己究竟想要怎样的慈善。
　　
　　2012年9月，“慈善中介”再次找到王晨，并向他提出了一个捐助自闭症幼儿园的新方案。经过各方商讨，最终确定了捐助理念——“帮助帮助者”。
　　
　　“这是我提出的概念，也是经过前两次失败教训后，对慈善作了深入思考的结果。”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关注自闭症幼儿园里的教师，帮助一位教师就等于帮助了10个孩子。
　　
　　具体的捐助方案包括：每年向幼儿园捐赠几千元人民币；为老师和学生制作校服；公司员工定期去幼儿园做义工；节假日给老师买礼物等等。
　　
　　2012年圣诞节，王晨给每位老师发了一封Email，问他们需要什么礼物，然后按每个人的要求去购买。“其实没花多少钱，但老师们拿到礼物都很开心，觉得有人在关心他们，而不只是关心他们照顾的那些孩子。”
　　
　　“这个项目是细水长流式的，非常适合我们公司自身的情况，也适合这个幼儿园的情况。因为他们还有其他途径获得资金支持，而以往则忽视了教师群体。”王晨说。
　　
　　近一年的捐助，“慈善中介”共向王晨公司收取了5000元的咨询费。“这个费用不多”，王晨说，“自己要去找项目太难了，而且中介还定期给我发项目评估报告，我对他们的项目管理非常满意。”
　　
　　更让王晨欣喜的是，这给他打开了另一扇慈善大门。
　　
　　被捐赠方
　　
　　完善、完善、再完善
　　
　　张轶超，70后，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2001年夏天开始从事志愿者工作，2006年成立了第一支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组成的合唱团“放牛班的孩子”，并举办了一场颇为轰动的慈善音乐会。2008年，他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以下简称“久牵”），一个专为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免费课外教育的公益机构。
　　
　　据张轶超介绍，从2006年至今，“久牵”共对千余名来沪务工子女进行课外教育，年龄从9岁—18岁不等。有两个固定教学点，固定工作人员4人，另有100多名志愿者，开设有合唱、吉他、竹笛、古筝、钢琴、小提琴、舞蹈、音乐剧、美术、摄影、地理、法律、文学经典欣赏、拓展活动等数十门课程。
　　
　　2006年，“久牵”收到的捐款几乎均来自个人，“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捐赠”，共计10万元；2007年，开始有国内基金会捐赠，数额20万元；2008年达到40万元，此后每年稳步增长；2012年捐款数达到70万元，收入和支出基本持平。资助方一半来自外企或国外慈善机构，包括Target（塔吉特）、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余下的一半来自民政系统、国内企业和个人。
　　
　　2010年，一家上海公益咨询公司主动找到了张轶超，提出要为“久牵”提供一个公益项目，这让他喜出望外。项目来自于美国Target，他们看中了“久牵”专为外来务工子女提供课外教育的公益理念。
　　
　　随后，在这家“慈善中介”的安排下，张轶超和Target的项目负责人见面商讨合作意向，双方共同确定项目名称为“农民工子女艺术教育”。具体包括：为农民工子女开设各种艺术类课程，主办各种活动，每年组织一场专场音乐会。
　　
　　项目确定后，张轶超开始了申请过程。“之前也申请过很多国内机构的公益项目，但外企的申请报告要规范和细致很多，会问一些国内机构不会问的问题。”在张轶超提供的Target2012年项目申请表格中，有超过120项问题需要填写，涉及到组织自身情况、人员情况、财务状况、项目运作方案、目标等诸多方面，其中包括理事会成员薪水、成员多久见一次面、期望项目所产生的效果等。
　　
　　所有材料都必须用英文填写。“在项目申请过程中咨询公司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帮我们翻译所有的申请材料，指导如何正确填写表格，甚至修正润色语句。”张轶超说。
　　
　　项目申请成功，正式开始运作后，Target要求“久牵”必须提供中期和期末评估报告。“慈善中介”会把相应的项目评估表格和填写要求发来，并协助一起完成。“他们就像一个中间方，在捐助方和被捐助方之间架设了一个桥梁。”张轶超说。
　　
　　“外企对项目评估的量化性要求非常高，希望所有的东西都能有一个可测量的标准，这对一个教育机构来说非常困难。但为了达成企业要求，我们和中间方共同想办法。比如，在开课前给学生做测验，经过3个月学习之后，再做一次测试。这样就可以对教学成果进行量化评估。这是个挑战，但也不断地启发我们去完善评估手段。”张轶超说。
　　
　　2012年，这家咨询公司又向“久牵”提供了一个日内瓦基金会的项目申请。项目包括为外来务工子女开设英语、计算机等应用性课程，“久牵”的宣传，以及完善“久牵”自身财务管理体系，并聘请一位专职财务人员等三方面内容。
　　
　　“中间方安排我和日内瓦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见面，我提出了一些要求，而上述这些就是他们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张轶超解释。
　　
　　最终，项目谈成，日内瓦基金会答应两年提供给“久牵”9万美元的资助，要求“久牵”给出季度评估报告。
　　
　　对于“中间方”，张轶超认为，它不仅能够帮助NGO更容易获得项目资助，而且在整个项目的申请、评估过程中给予指导，省时省力，同时还能够帮助NGO在项目运作，甚至日常管理上更加规范。
　　
　　2012年，这家咨询公司又推荐“久牵”去北京参加一个美国NGO的培训。培训内容是如何对公益项目进行评估，侧重数据分析。“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点，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固定的评估体系，仍然在摸索。”
　　
　　慈善中介
　　
　　捐赠者和被捐赠者的桥梁
　　
　　刘逸平，70后，MBA，在私募公司工作，同时她还是上海某公益咨询公司执行董事。
　　
　　2006年的一天，刘逸平和大学同学及几位朋友聊天，谈起了中国公益现状的话题，有人说不知道自己的捐款用在了什么地方，有人想当志愿者不知去哪里当，有NGO的人找不到愿意捐助他们的人？没过多久，这位大学同学就在上海创立了这家公益咨询公司，初衷很简单，就是想为朋友们搭建一个桥梁，让想捐助者有地方捐助，让需要捐助者能够得到帮助。
　　
　　这是目前国内少数提供公益咨询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公司现在共有4名员工，另有4名固定的志愿者，长期客户不足10个，且大部分都是外企或境外机构，也有少数国内民营企业。公司当下的目标就是拓展国内客户，让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
　　
　　2010年，跻身世界财富50强的一家跨国零售商了解到刘逸平所在公司的服务内容，愿意将一大笔钱通过他们捐助给中国的NGO。经过沟通，公司了解到，这家零售企业非常关注小学生教育问题，但以前该公司的国际公益项目从未在中国开展过，因此也就没有专门针对中国的捐助策略。
　　
　　于是，刘逸平和同事们从零做起，制定了捐助策略，筛选适合的NGO，对NGO进行能力评估，协助NGO申请项目，后期对项目进行跟踪管理，提供第三方评估报告。第一年双方处于试探阶段，项目集中在上海，关注的领域也限定在3个。到了第二年，项目已拓展到16个，并分布在6个城市。
　　
　　据刘逸平介绍，2012年，国内外客户通过她所在的公司向中国NGO共计捐款近1000万人民币。
　　
　　与大的基金会或公益机构相比，“慈善中介”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捐赠数额和所关注的领域来量身定制一个独特的公益项目，并对项目进行跟踪评估。“对于大的基金会或公益机构来说，除非你是大公司或重要的人，否则它不会给你提供特制的公益项目。同时，我们第三方的身份本身就增加了透明度，客户的捐款不经我们手，而是直接打到被捐赠方户头。”刘逸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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