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体育，好像天天就在考虑“成败”这两个字。为我的成败，不仅我家里人要为我担忧、受刺激，这么多球迷和观众给我写那么多信，通篇谈的还是“成”与“败”，所有的熟人朋友见了我，首先不是问你生活怎么样、身体好不好？第一句话就是：啊呀，最近不错，又赢啦！要不就是：什么时候赢古巴队、拿冠军？而报刊杂志似乎有个统一的语调：郎平，你何时再创辉煌？！
　　
　　一听到这样的问候，我脑子就晕了，特别是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也许是接受了一些美国文化的影响，我对成败胜负，心里没有太大压力，因为，美国人的观念是，只要你尽全力、做最好的尝试就行，然后，或成或败，该是什么是什么，因为，成败的因素很多，有如何看待的问题，还有如何驾驭的问题。但在中国，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概念、一种追求：必须得胜、必须拿冠军、必须战无不胜——我强加给自己的也只有这一种选择——那时候，我的生活中只有排球，球打不好，生活就没有光彩，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精神压力特别大，一输球，脑海里就冒出一个很严重的问号：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到美国以后，我和劳尔也经常谈论在两个国家打球我们各自不同的体验，我也问劳尔她在美国队打球的时候压力大不大？劳尔说，世界冠军只有一个，但生活不只是排球，排球是我们喜欢的事业，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乐趣，不应该只感到精神负担和压力。劳尔还说，人的能力有大小，他扛40斤，你只能扛30斤，30斤对于你是极限，你扛足了，你就是成功者。
　　
　　在新墨西哥大学给劳尔当助理教练的时候，看劳尔指导学生打球，对我也有启发。刚开始工作，我好像只会对学生说一句话：“这不对，这样做不对。”什么都是不对，队员都觉得奇怪，怎么从我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不对”呢。劳尔和我截然不同，她总是说：“很好，这个动作不错，你再体会体会。”或者是：“这个呢，还不是很好，你再试一遍，你一定会更好。”这种做法有好的一面，培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刚开始，我也不太习惯，别人夸奖我打球打得好，我总是谦虚地说：“不好，我打得不好。”人家特不理解，反问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打得不好，谁打得好？”我哑口。在中国，你不能“说”自己最好，但必须“干”得最好，哪怕输一场球，有些袖手旁观的人就受不了，比我们这些天天在球场上摸打滚爬的教练和队员更计较输赢和成败。
　　
　　特别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输给韩国队一场球，有些报纸用通栏标题大声疾呼：“中国女排危机”，批评中国女排“快”不过韩国，“强”不过欧美，“跻身四强要看别人眼色”。倒是古巴女排超级巨星路易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国队的前景，路易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相信中国女排能打进四强。”路易斯的话不仅仅是礼节，她的预见是出于对郎平的了解，她们共事过。接着，赛事果然出现转机，却又有人写文章称，这是“渔人之利”，是“上帝怜惜中国女排”，好像中国女排能够反败为胜，完全是侥幸，是“天上掉馅饼”。他们对输赢如此敏感，却并没有敏感到输赢的真谛：上帝从不怜惜一个患得患失的人。中国女排在鹿儿岛失利，尽管被“逼到悬崖”，但她们没有动摇、没有放弃，在危难面前不屈不挠，仍然满怀“求生”的信心，并为“求生”尽一切努力，这种品质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超越了输赢。
　　
　　我们能够反败为胜，赢得最好的结局，这对于运动员来讲，更应该给予肯定和鼓励，更值得宣扬和表扬，因为，这是一种精神——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没有放弃的精神。我当然理解大家的心情，都希望中国女排能和当年的“五连冠”相比，希望女排早一天拿冠军，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得客观地分析中国女排队伍的情况。不能说，拿了冠军就是拼搏，不拿冠军就不是拼搏。我们组队七个月，打世界杯赛获第三，接着，我们又在奥运会上拿第二，这些成绩虽然没有达到大家所期望的“第一”，但这样的成绩也是天天拼出来的，是我们这些队员的血汗，她们每一天都在作最大的努力，在漳州夏训，我们的队员每天要湿透六七身衣服。全世界有130多支球队，中国女排在世界排坛发展的这种格局中，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每个队员都呕心沥血了，如果一定要她们一场不输，输了就冷嘲热讽，这对运动员很不公平。
　　
　　其实，输赢算不了什么，打世界大赛，毕竟不是打世界大战，我们打的不是利益，我们打的是一种人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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