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总替医生说话？我说：“说明我不傻。”别人不解：“你这话怎么说？不傻就替医生说话？”我说：“伤了医生、得罪了医生，倒霉的是医生吗？倒霉的是每一个人！”
如今，医患关系有很多乱象，过去的有些故事很可能是未来的预言。
梁启超的故事
1926年，梁启超尿血，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刘博士给他做的手术。割下右肾之后，发现只有黑点，没有肿瘤，显然是出了问题。
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马上发表文章说《宁信医不如无医》，接着徐志摩也写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抨击文章《如果我们得病怎么办》。一时间，社会上出现大量谴责医生的声音，大家纷纷建议梁启超到法院起诉大夫。
那时候的协和不像现在的协和，西医在中国刚起步，依然处于风雨飘摇和众多怀疑之中。鲁迅曾在文章里用反讽的语气说：“我告诉医院的朋友，从来都是这样的，不要去招那些没希望、不太好救的病人，因为治好了出去没人关心，但是如果死了抬出去的话，就是轩然大波，医院可能就要倒闭。”
对于这个有明显错误的手术结果，梁启超没有动用法律武器。他在风波之中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和医院之间的事情》。他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而且医生的态度、治疗都很好，最后他希望大家支持协和医院。
这件事发生两年后，梁启超又得了病，他依然选择到协和医院去求治，最后在那里病逝。
梁启超当时充分认识到，西医刚进入中国，这是一门科学，如果因为自己的案例而击倒西医，更多的患者将来可能是直接受害者。他没为自己维权，是不是维护了我们所有人的权益？我们几代人是不是受到了后来西医快速发展的恩泽？
医生、律师与上帝的故事
再讲一个未来的预言。
如今，大家都认为医患关系最糟糕的是中国。去年我去台湾的花莲，参加台湾慈济中秋节的一个活动。有一个来自美国的大夫讲了一个美国最流行的段子，他说现在美国的医患关系也很糟糕，律师大量存在，他们跟在患者后面，等在医院门口，只要有人治病，就给患者发类似小广告的东西，告诉患者“出了问题找我”。也就是说，律师在怂恿患者跟医院打官司。因此，美国的医生几乎是在律师的监督下生存。监督本身没什么不好，但是当它成了这样一种乱象，医生当然有怨言。
段子是这样的：都说医生死后可以上天堂，有一天一个非常棒的医生上了天堂，他以为上了天堂一定有好的招待，没想到却是上下铺，一屋几个人。然后他就去找上帝：“我们救死扶伤，怎么到天堂之后住宿条件这么差？”上帝说：“对不起，我这儿正忙着准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我还要亲自去致欢迎词。”医生连忙问：“什么人？至于您这样？”上帝答道：“律师。”医生一听更生气了：“我一辈子跟他们打交道，总是他们折磨我，为什么律师上来的时候，你还要如此欢迎他？”上帝说：“每天上天堂来的医生有很多，律师这却是头一个。”
美国的医生用这样一个段子挤对律师，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未来的故事？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医生恐怕也要准备好，在未来的某一天，患者的后面跟着的不再是职业“医闹”，而是律师。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一种退步。当一切进入正常的程序之内，患者的后面有法律进行保护的时候，恐怕是进步。
先守住底线，然后仰望星空
医疗和法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法律的定义是一个社会最低的道德底线，不是上限，法律从来不承担过高的道德追求或者更完美的境界。但是法律的重要职责也恰恰在于此，一个乱的社会，如果底线不被守住，后果是什么？因此谈到医学的发展，我觉得应该分为三个境界：守住底线靠什么？靠法律。提高底线靠什么？靠自律。但是追求上限靠什么？靠全社会更和谐的旋律。
守住底线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结核病菌的分离者特鲁多医生有个著名的墓志铭，上面写着医生的职责：“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
偶尔去治愈，因为有相当多的病，人类目前是治不了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医生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必须冒风险，但是科学一定会有失败。中国现在最可怕的一面就是，不允许有任何的过错，厌恶失败，整个社会充满着成功学。
我们不仅不能把医生的努力当作犯罪或过失，还应该表扬和鼓励。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好行当何尝不是？这个社会上夸医生的太少了！如果我们都对医生形成一种良性的尊重，同时又有方方面面的约束，自律才能成为现实。
我觉得我们要追求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和谐的旋律。中国古人早就强调了，做任何事，圣人从不为大，都是从小的事情做起，才成其大。换一个角度去说，追求更多美好的目标，都要先从守住底线开始。底线守住了，理想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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