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受儒家“每个人都要做事和每个人都要尽责任”思想的影响，我们看日本就没有陷入那种高福利的怪圈——国家福利很高导致有一些人什么事情都不做。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发达地区虽然百姓很富裕，但还是很勤劳。可是怎样尽责任，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孔子也是有要求的。
　　
　　孔子带学生到卫国去，卫国当时正在发生纠纷。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南子把他赶到了国外，卫灵公一死，孙子卫出公接了君位。这一下，做儿子的没当上国君，做孙子的反倒继承君位，这个儿子当然要回来抢，结果造成父子争位的局面。孔子去的时候，卫出公已经当政好几年了。子路请教老师，卫国这么乱，如果请您来负责整治，您要先做什么事？孔子说：“一定要我做的话，就是先纠正名分吧！”子路说：“您未免太迂阔了吧。有什么好纠正的呢？”孔子就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这段话非常具有逻辑性。“必也正名乎！”成孔子为政的第一项考虑。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跟“正名”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之一。“名”有两种，一种是名实，一种是名分。名实就是有名有实，“桌子”是一个名称，一张桌子摆在眼前，这是事实。我们平常讲名实的时候比较简单，譬如你问这人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某某。某某就和这个人连在一起了。任何东西都有名称，每一个人只要客观认识，都可以掌握。名分则代表配合某种身份、角色、地位，要有某种分寸、要求和标准在里面。
　　
　　因为人的世界最大的特色在于他除了实然还有应然，实然就是事实上如何，应然就是应该如何。如果光讲实然，不问应然，社会就没规矩了，就乱掉了。所以孔子的“名正言顺”是从“名分”的角度去考虑的。现在卫出公当了国君，他的父亲也就是太子从国外回来了，认为自己才应该当国君。到底谁应该继承君位？先占位置的就算赢吗？用非法手段得到地位也无所谓吗？谁是君谁是臣要弄清楚，否则乱局会一直维持下去，如果言语不合乎身份，你怎么去推动国家的事务呢？所以儒家重视名分，要名正，才能言顺。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身份，他说出来的话才有适当的效果，你不能越权。假设你只是一个秘书，你要替老板说话，那是不行的，除非你有明确的授权，否则你说出来的话只代表秘书。所谓“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如果名分随意加给不适当的人，他就会误用、烂用，造成混乱。同样，具有某种名分，就要尽量做到这个名分所要求的标准。只有每一个人都尽到他的责任，把他的本分做到，社会才能安定。
　　
　　在尽责任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要想着自己的“定位”，即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官员，就要为民众负责；我是企业家，就要生产优质的产品；我是工人，就要钻研我的技能；我是社会活动家，就要为推动社会进步而奋斗。很多人犯错误，就是不明白“我是干什么的”。孔子在齐国时，有一次齐景公问他，政治该怎样去推动？孔子说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个“君”是名称，是现在的君；第二个“君”是本分，是理想的君。意思是你有君的名称，就要有君的理想和表现，要学尧舜禹这些。臣臣、父父、子子也一样，可以翻译为：“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齐景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算国家粮食很多，我吃得到吗？肯定吃不到啊！因为老百姓会造反的。大家都要各安其位，各尽其责，社会才能稳定和谐。今天很多人把这句话曲解为，下级要听上级的，儿子要听父亲的，好像只有顺从了才安定，其实是错误的，要知道权威不单要靠“名分”，还要做出相应的事迹，如果上位者光想享受“名分”带来的好处而不尽责任，那就离“虽有粟不得食”的地步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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