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产生文化，忙产生文明。但是若不善用闲，可以闲出了毛病，其害在个人、家庭、社会。不善用忙，出的毛病就更大，它可以为害于国家人类。
　　
　　我们是个闲出了毛病的国家，别的不说，麻将成灾，就是其中毛病之一。为什么能让麻将盘踞统治我们的社会，历时上百年而不衰？为什么受了这许多折磨艰苦，依然沉迷留恋在这一百三十六张牌里？无他，闲出来的毛病。
　　
　　假如一个人生活得忙忙碌碌，生活得兴致勃勃，他的趣味很广泛，他将会觉得岁月有限，来日苦少，去日苦多，他将会深感每天的时间不敷分配，因为要学的、想做的，实在太多了，甚至把饮食睡眠都看做是一种浪费。这种人是趁着有生之年，活着去探奇，不是挨着过日子在等死，自然他们绝舍不得把时光消耗在麻将桌上。
　　
　　但是假如有人活得如同雨季霉天，周身都是潮漉漉的、软趴趴的，明天、明年，对于他永远和昨天、今天一般；他所期待的只是发闲出来的毛病薪的日子，下班的铃声；他所要求的，只是暂时的麻醉心神，消耗岁月，那么最俯仰无愧、最无害于人的方法，便是搓麻将了。只有懒怠闲散的人，才把时光当做不好打发的日子，当然也就不会去珍惜宝贵它了。
　　
　　其实事情是人找出来的，空闲也是人自己造成的。俗语说：“越吃越馋，越待越懒。”不信试试看，真是百试百验。一个好吃懒做的人，是从积习养成，习气与日俱增，最后才积重难返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好逸恶劳本是人的通性，所以陶侃运砖，祖逖闻鸡起舞，方始被人称颂。人类不断地追求物质文明，所谓物质文明，便是生活过得较好，而用的劳动力却较少。不然我们不会由石器而铁器而蒸汽而原子了，我们的历史将会是一张白纸，我们也永远停留在茹毛饮血、穴居裸处、和禽兽一样的生活阶段中。好逸恶劳并不是劣根性，当然更不是罪恶。但是假如在一个社会中，他的组成分子间若有劳逸不均现象发生，或是在某一个社会阶层中，整个组成分子都闲得无所事事，于是五花八门的社会问题便产生了，这些社会问题将会直接或间接地、现时或将来地严重影响到其中每一个分子。
　　
　　在东方，人工便宜，廉价的劳动力，为劳动者担负了大部分的体力活动，于是我们便有了许多的空闲。在古时，这些空闲使人产生闲情逸致，使人爱好自然，乐天知命。等到后来和西方文明碰了头，我们吃了瘪，对于精神闲逸既割舍不下，对于物质文明又拒却不得，彷徨矛盾，便走上了第三路线。仍旧以打麻将为例，在古时，打牌打到掌灯时分，便非罢手不可；可是电灯发明后，在一百支电灯下，却更能聚精会神地卜夜作画；等到我们能够自制原为诊疗用的伸臂灯以后，打起牌来更是相得益彰了。这就是我们如何聪明地糅合了东方精神和西方的物质于一堂的最好实例。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人力太值钱，他们为了节省劳动力，便乞灵于机器，其目的不过也是为了多些空闲。在美国的家庭中，几乎一切机械化了，家庭主妇，只要一按电钮，一任家事做来简速而省力。照理说，大家因此都有空闲了，可是他们的生活依然繁忙，因为要添置那些日新月异的机器，大家忙着拼命赚钱，机器在前面领着他们跑，时间就是金钱，目标也是金钱，他们原先追求的闲逸，也就无闲时、无闲情去照顾了。这种生活过久了，正和越待越懒的东方成强烈的对比，再也松懈不下来，安静不下来。即使物质的享受已达饱和点，他们仍然寻觅刺激和冲力。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是放辟邪侈，骄奢淫逸。于是富庶的人，年轻的人，在极端的物质享受中一闲下来，便闲出了毛病。那些幼稚荒唐的胡闹,那些少年犯罪的逐年增多,使我们这些坐在麻将桌上的斯文安分的东方人,不胜惊讶感叹,立刻摇头晃脑,把东方传统精神重行恭维一遍,将西方物质文明大肆抨击一番。
　　
　　无论东方或西方,患精神病的多属于那些无所事事的闲人们。天下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苦恼,都是这些大闲人制造出来的。但是我要重复、肯定地说：闲不是毛病,闲更不是罪恶,闲是文化的温床,闲是人类挣着努力达致的目标。一切由闲而产生的毛病,是源于我们在人间还没有为闲准备好适当的地位以前,就大量制造了过剩的闲,于是闲出了毛病。
　　
　　闲产生文化,但是若不善利用,它便成了烦恼罪恶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闲出了毛病,便摒弃闲,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社会学家,我们的宗教家,都是在为我们求取闲。取闲并不难,问题是如何能有计划地教育人类去利用闲,享受闲,而不要使人间闲出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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