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过去了,想起你我依然哭得像个孩子。
从我记事起,你就担当着母亲的角色,虽然你只是我的祖母。是的,这个源于哈萨克古老“还子”习俗而诞生的秘密,被大家不约而同地守护着。
我把你唤作“阿帕”,这个称呼在哈萨克语中可以是年老的母亲,可以是祖母、外祖母,甚至可以是婆婆或邻居家的大娘。而我把这个称呼当作年老的母亲。我记事时你已经五十多岁。
在我的记忆中你是我的保护神,你无所不能,无所畏惧。可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你最怕什么。六岁那年我们去山上亲戚家避暑,我和亲戚家的孩子在门口玩了一会儿觉得无聊,就在他们的带领下去了远处的邻居家看小人书。大概看得入神,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外面像是出了什么事情,感觉整个山村都沸腾了。我们跑出去,听到女人尖厉的哭声撕破夜空,接着是冲向河边的纷乱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哭声格外凄厉,我被一种预感驱使着,不由自主地冲向那里。
果然是你,你披散着头发,嘴里哭喊着:“我不该带她来的,我不该……”我听到人群中有人在劝:“还没找到孩子,你别急着寻短见了……”你哭得更绝望了:“都这会儿了,就算捞出来了也已经没气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有人在呵斥你:“不许说这样晦气的话!”
我被你的绝望和无助的神情吓住了,迟疑着不敢靠前,倒是亲戚家的孩子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拉着我的手挤进人群,人们惊喜交加,冲上去安慰你。我待在原地,我并不知道原来你是这样爱我的,我被巨大的幸福包围着,手足无措。你安静下来,足足盯了我一分钟,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分钟后你冲向我,结结实实地掴了我两巴掌。
你小心地呵护着我长大,也许是早产的缘故,我远比同龄的孩子娇弱,一个普通的感冒可以让我高烧到昏迷不醒,醒来第一个看到的是你哭红的眼睛。一个普通的扁桃体手术,别人一个小时下手术台,而我的手术却做了五个小时,在手术室外等候的你昏过去两次。高二时我因为神经衰弱休学一年,这一年你所有的头发都白了。那时候长胖是我唯一的渴望,我不想让你为我日夜担心。可我不争气,在你的有生之年,我的体重从来没有超过85斤。也许对于你而言我的健康远比我门门满分的成绩更为重要。
这样的幸福结束在我大一时的那个寒假,我结束了和你第一次那么久的别离,从内地风尘仆仆地回来时,你已经卧床不起了。所有人告诉我你只是慢性胃炎,而我从你吃的药打的针里知道你将不久于人世。
食道癌所要承受的疼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可你咬紧牙关从不让我听到你的呻吟。你频繁地劝我回学校,而我固执地沉默,你常常为此无端发火,有一次你甚至用你摸到的吊针瓶子砸在我的脸上,打烂了我的额头。看着血从我的额头流下来,你努力想抬起头,却因为用力过猛昏了过去,你醒来后摸着我包着纱布的额头,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一个下午,你的精神格外好,要和我说说话。想起回光返照一说,我惊慌失措,偷偷去自己的房间给医生打过电话后才来到你的身边。你帮我捋捋头发,感叹:“看看我的女儿,多漂亮呀!”
我将脸贴在你的脸上:“因为你漂亮,所以我才漂亮!”
你迟疑了一下,也许那个时候你想告诉我真相。据说,对于“还子”,祖父母有义务告诉他们生身父母是谁,即使在这个世界不相认,生身父母辞世时也要以子女身份相送,否则祖父母罪不可恕,在那个世界也要遭受惩罚。你犹豫很久,最后说:“是呀,我年轻时真的很漂亮。”我松了一口气,你知道我细腻、敏感。所以你宁肯到那个世界遭受惩罚,也不愿在留下我一个人后让我再遭受真相的折磨。何况在心的最深处,我们都愿意相信,我们就是母女。
谈话还在继续,你说:“阿依克(Aykye),已经开学了,就早点,回去吧,到学校了,就找个自己喜欢的人,毕业了就早早嫁了吧。”我又羞又急。关于恋爱,你坚决认为自由恋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所以一再告诫我不要恋爱。我一直在心里好奇,你会怎样安排我的婚姻,而我早已准备好听从你的安排,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嫁给任何一个你喜欢的人。对于那些众多的追求者,我想得最多的是:你会喜欢谁?如果你在世,你会让我嫁给谁?
谈话越来越接近核心,我因为害怕而发抖。你说:“我就要死了。你不要害怕,你要答应我,要好好活着,我是为了见到你,才坚持到现在,因为你要我活着,所以我一再坚持,可我太累了,孩子,你就让我死吧。孩人总是要死的,你就放手吧!”
我把嘴唇咬出了血,也没能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你知道我从小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是的,听到这样的话我就会停止哭泣,即使默默流泪,也不会再发出一点声响。
离别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睡在你的身边。只是各盖各的被子而已。很多人劝过你,可你不以为然:“她会害怕的!”
我是拖着自己几乎瘫软的身体走出院子,坐上车的。我拒绝了家人让我坐飞机走的好心,选择了火车,我不想那么快远离你,哪怕是一种折磨,我也愿意一点点地离开你的气息。我一路沉默,无休止地躺在卧铺上流泪,回到学校我就病倒了。可我用沉默和泪水固执地拒绝了所有好奇和好心的眼神。我坚持每天上课、自习。只有在寝室无人的时候我才会放声哭泣。大概是父亲给学校打了电话,班主任默许我在宿舍休息,但会安排同寝室的人默默关注我的行踪。她们害怕我会忍不住跑回家甚至自杀。可我讨厌那些异样的眼神,我变得越发敏感、孤独和固执。
我坚持着,等待一个并不可能发生的奇迹。我在每一封家信的最后都会问:阿帕还好吗?谎言随之出现在回信中。“可以吃点东西了……”“可以推出去晒晒太阳了……”我任性地难为着我不会撒谎的家人。
来年夏天的暑假我又回到故乡,那么多前来接我的人,车也没有直接驶向家中,我便明白了一切。哈萨克人的礼节,不会让亲人直接面对死亡,而要选择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地点通知噩耗,再让亲人去面对死者或坟墓。尽管心中早有准备,但依然心如刀绞。我配合了所有人,用出乎他们意料的冷静与克制闻听了噩耗,然后是适度的惊讶,克制的哭泣。我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的事?”
我已经听不见任何话了。我起身漫无目的地走向外面,故乡的天很高很蓝,鸽子在空中优美地飞翔,鸽哨声悠远、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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