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层面上建构“现代国家”，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深层次的文化战略课题。
　　
　　钱穆先生尝言：“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大哲学家》一书中，列举出人类文明史上十位最伟大的哲学家，然后又从中挑选出四位最具影响的“思想范式的创造者”：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孔子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几位具有恒久影响力的文化圣贤，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符号化的文化象征。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孔子就是主体文化价值观的文化象征。
　　
　　在西方社会，博爱、同情、友善等等基本价值观是“挂搭”在上帝名下；在中国文化中，仁、义、诚、信、忠、孝、廉、耻等人伦规范则是与孔子儒家思想紧密相连。在世界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许多基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尽管在概念与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价值指向与本质意义上却是相通的。
　　
　　基督教中的“博爱”、佛教中的“慈悲”和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尽管三者在文化背景和语词上有所不一，但，在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却是趋同的。基于此，钱穆评价孔子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并不为过。
　　
　　在对待孔子的文化心态上，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稍有区别。在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更多地呈现为“我应如何更好地遵循孔子的教诲”；在中国大陆则更普遍地凸现为“我为何要遵循孔子的教诲？”正因为有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才偶尔会在海外听到“文化中国”已经不在中国大陆之讥讽！
　　
　　中国正谋求建构“现代国家”，经济大国只是建构它的必要条件之一，若缺乏“文化大国”这一必备条件，所谓“现代国家”只是空中楼阁，而“文化大国”诞生的一大前提条件则是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
　　
　　就目前中国普遍的文化心态而言，“文化认同”正行进在路上。就当下全社会对孔子的评价而言，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百姓，许多人对孔子的认识与评价似乎总让人觉得有点耳熟。
　　
　　仔细辨析，你会发现当下许多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在某种层面上还停留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阶段。
　　
　　谈到近现代历史上批孔非儒，有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一直被人忽略：在“五四”运动之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普遍进入了反思与省察阶段。在批孔非儒问题上，当时绝大多数一流的知识分子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观点过于偏激。换言之，在对待孔子的文化立场上，存在着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集体反思”心路历程。
　　
　　譬如，胡适早年主张“全盘西化”，呼吁批孔，“捶碎，烧去！”晚年却一再申明：“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
　　
　　如何从“妖魔化的孔子”中小心翼翼地剥离出“历史的孔子”，至今是一未完成的文化课题。而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完成，不仅具有“求真”的学术意义，在建构“现代国家”上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没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国家”。“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正处于由“破旧立新”向“开其新统”转变的十字路口。应当大张旗鼓地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旗帜鲜明地树立以“集其大成”、“开其新统”的孔子为传统主体文化之文化象征。在中西文化会通基础上，通过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实现“现代国家”形态。舍此“正道”，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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