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开始学习英语，接受的教育是残缺不全的。小学六年级时，英语学得很差，被父亲罚站打手心。他找来一本缀字课本(Speller)，要我跟着他念ba，bi, be……。想不到这倒有点效:在班上听写时，居然能经常名列前茅。后来到了初中，学校常停课，父亲请了一个在机场当过文员的“私垫”名师到家里来教我们几兄弟汉语和英语，他用Mary Lamb的The 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故事集》），林琴南译作《吟边燕语》作为英语教材，用《古文观止》作为汉语教材。他用的教学方法很呆板，念一句解释一句。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但在抗战期间，却找不到什么书看。我开始对英语感兴趣，那是因为通过英语的窗户，我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宽广的世界。那时能看到的是战前出版的M.West主编的《新法读本》，相当于现在的英语简写本，我看了不少。抗战胜利后，跟着美军一起到中国来的是许多平装本(Paperback)通俗小说，绝大多数是侦探小说，当时我对侦探小说简直上了瘾，几天就看一本。只要能够勉强跟上故事的情节，就囫囵吞枣;词典是很少翻的。我的英语能够提高多少得益于这种“速读”，因为它可以增长我对英语的感性知识。当时还有一种“文摘式”的杂志，如《读者文摘》、《皇冠》(Coronet)，我也十分喜欢。因为里面的文章短小精悍，引人人胜。于是我就开始把这些我看得懂的文章翻译或改写成为汉语，并投稿到地方报章。有些稿子被采用，对我也是一种鼓励。翻译或改写的前提是我必须白己看懂，这才迫使我去翻字典。当时用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综合大词典》，收录的词条比较多，能满足我的需要。我的稿子被采纳的越来越多，有较长的，居然成为连载。当时苏联还出版了一本叫做《苏联文学》的英语杂志，每期都登有一篇长篇小说。有一次我谈到一位苏联作家的小说《金色的布拉格》(TheGoldenPrague)，大受感动，就动手去翻译整本小说，足足花了我大半午的时间。没想到我刚译完，诗人袁水拍的译本就出版问世了。我也没有后悔，只当是满足了白己的一次翻译创作欲。

我在中学阶段又爱上了集邮。为了交换邮票，我又结交了30多位笔友(Penfriends)，都是在海外的，特别是英国的(前)殖民地的，因为那些地方的邮票设计精美，色彩绚丽。我就专门找那些地方的笔友，每个星期都用一部破旧的打字机发出七八封信件，和笔友交换邮票。熟了以后就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得最多的是交流不同地区的文化。这种活动使我提高了英语的写作能力，增加了地理知识，而且往往有意料不到的收获。有一次我在笔友会的目录中看到一位住在LongIsland的笔友的地址，就按址发信。信上免不了谈些本地的风土人情，并打听LongIsland在世界上哪个角落，有什么邮票可以交换。对方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她看我十分无知，竟然不知道LongIsland就在纽约附近。她就给寄来了两大包裹，除了一大堆美国邮票外，还有很多书籍、地图和小纪念品。礼尚往来，我寄回去一个中国木雕佛像。

这就是我在进大学前和英语打交通的一段小经历，颇有点离经叛道，不足为训。望读者能取其要旨，而戒模仿。我没有专门想到提高门己的英语能力，而是想到用英语来做点事：“读”是为了看书，“写”是为了通信，“翻译”是为了投稿。

总之是在使用中学习英语：开卷有益，动手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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