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
　　
　　
　　在今天合肥城东30华里的地方，有一个极其普通的小村庄磨店。这里就是号称大清“第一相国”的中堂大人李鸿章的故乡。
　　
　　
　　李鸿章，生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1823年2月15日。这一天，是民间传说迎财神的日子，李家二公子的降生，更是让李家喜上添喜。
　　
　　
　　事实证明，李鸿章确实是大清的财神，只不过，是另一个“方面的”，他是一个不能生钱，却极能“省钱”的“财神”。
　　
　　
　　跟曾国藩的祖上一样，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那是一个号称“五十年不进城”的乡下读书人。虽然自己科场屡次失意，无法飞黄腾达，但是李殿华心气很高,他一定要让自己的后世读书做官，为此李殿华不惜花费巨资，聘请高手来当家庭教师，帮助自己的儿子们攻克科举考试。
　　
　　
　　在李殿华的全力培育下，他的小儿子李文安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在江南乡试一举中第，并且四年后又考中了进士。从此，李家开始过上了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日子。
　　
　　
　　有了这么一个牛的老爹做后盾，不敢说李鸿章是含着金勺长大的富二代，但他的仕途之路绝对比别人的平坦很多。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4岁的李鸿章考中二甲第13名，顺利成为一名庶吉士，并且进入了翰林院。除此之外，在父亲李文安的引荐下，李鸿章结识了对他一生影响巨大的恩师——曾国藩。
　　
　　
　　考进了翰林院，又有这么一个超级牛的老师，此时此刻，呈现在李鸿章面前的，就是这一条阳关大道，一条前途无量的仕途之路。
　　
　　
　　但是，伴随着太平天国的动乱，李鸿章最终偏离了这条路，并且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看见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李鸿章跟曾国藩一样，他也渴望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为了这个目的，李鸿章鼓动自己的同乡、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劝他上疏办团练，以表示自己的忠心。
　　
　　
　　工部侍郎，按照现在的定义，就是一个包工头。作为一个包工头，吕贤基怎么可能会打仗！但是李鸿章不管这个，他直接连夜操笔，代吕贤基写了一篇请求办团练的奏折。
　　
　　
　　按照吕贤基的想法，他只想表示表示自己的忠心，而不是真的想办团练。但是李鸿章代笔的那篇奏折，那是文采飞扬、激情四射呀，咸丰皇帝被感动得龙颜落泪，他立刻委派吕贤基回乡组织团练。
　　
　　
　　面对这个结果，吕贤基气得直拿脑袋撞墙。
　　
　　
　　据史料记载，当晚吕大人的府上，举家大小全着素装，哭成一片。面对这种局面，吕贤基被气得语无伦次，他觉得自己就是自讨苦吃，吃饱了没事找事！
　　
　　
　　到了最后，愤怒无比的吕贤基，对李鸿章说道：“君祸我，我亦祸君。”就是说：“都是你出的这个馊主意，没事让我上前线，我也要把你绑上，咱们一同回家乡。”
　　
　　
　　就这样，当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的时候，李鸿章也随吕贤基回到了安徽合肥，也干起了团练。
　　
　　
　　也许是应验了吕贤基的话，同年年末，吕贤基被太平军打死了。而李鸿章虽然有曾国藩的一腔热血，为了自己的团练辗转奔波、费尽全力，但是他一直没有获得与曾国藩一样的办团练的成就。
　　
　　
　　面对太平军的主力部队，李鸿章粗心鲁莽、毫无胜算。他曾有过被太平军一天之内，一连攻破十八个营寨的惊人纪录，真可谓兵败如山倒。幸亏安徽巡抚福济救援及时，李鸿章这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据说，虽然李鸿章死里逃生，但是生性倔傲的他，还是希望挽回一点面子，他就对福济恭恭敬敬地说道：“声威大震，当以军门之最。”面对这番话，福济不怀好意地回应道：“畏葸溃逃，当以阁下为先。”
　　
　　
　　这番对话，不仅成为李鸿章一生的污点，至今也是安徽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虽然被福济恶损了一番，但是李鸿章还是让其成了自己的第二个靠山。有了这么一个满洲大官当自己的后台，李鸿章这下子该不愁吃喝了吧，可惜造化能人，没过多久，福济就因为镇压农民军起义不力被免职。
　　
　　
　　一个靠山被打死，一个靠山被革职，李鸿章真是不幸呀！可是他的倒霉事还是没完。咸丰八年（1858年），李秀成率军攻陷了合肥（庐州），李鸿章的家人被杀了一个干干净净。
　　
　　
　　面对被太平军摧毁的家乡，抚摸着亲人冰冷的尸体，李鸿章真是痛不欲绝、欲哭无泪呀。如今在安徽，已经没有李鸿章一丝的立足之地了。
　　
　　
　　就在李鸿章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哥哥李瀚章给他来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来为湘军服务。面对这个邀请，李鸿章没有一丝的犹豫，他直接投奔到了曾国藩的麾下，也开启了这对师生为期十几年的“黄金搭档”。
　　
　　
　　此后的四年里，从政务到军务，在曾国藩的调教下，李鸿章获益匪浅。而曾国藩也看出了李鸿章是一个好苗子，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主。除此之外，在决策方面，李鸿章的独特见解更是让曾国藩赏识。以至于到了最后，当曾国藩遇到一些重大事件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就会跟李鸿章商量一下，往往能够“速有立决”。
　　
　　
　　如此师生，一文一武，一快一慢，一急一缓，真可谓相得益彰、珠联璧合。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要知道，湘军指挥官大多是湖南人，他们的老乡情谊非常地深，而李鸿章是一个安徽人，即使他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重用，他也无法得到军权，他更会引起湖南帮的嫉妒和不满。毫不夸张地说，在湘军军营的日子里，李鸿章举步维艰，步步惊心。
　　
　　
　　据史料记载，效力于曾国藩期间，李鸿章不仅与左宗棠关系不好，与胡林翼也关系不好，还和彭玉麟玩过“摔跤”。这种天天不愉快的经历，让李鸿章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他郁闷地写道：昨梦封侯今已非，四海无家行路难。戈马飘零为何过，青山沦落十几年。
　　
　　
　　所以当上海官绅们来哭请救兵的时候，敏感的李鸿章立刻意识到——自己等待的机会，它终于来了。
　　
　　淮军的诞生
　　
　　
　　虽然李鸿章很希望得到这个机会，但他没冲动，在静观局势、耐心等待后，在曾国藩的所有将领拒不领命后，李鸿章才立刻主动请缨。他要返乡招募一支军队，自己去救援上海。
　　
　　
　　面对李鸿章的这个要求，曾国藩认为还不错。要知道，自湘军出省作战以来，由于连年征战，三湘地区的兵源已经枯竭。如果能利用两淮将领组建新军，在某些方面辅佐或者代替湘军作战，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决定。
　　
　　
　　但是问题来了，招兵的事情岂能儿戏。我费尽千辛万苦才招募了这支湘军，你李鸿章上哪里招兵呢？
　　
　　
　　而面对这个问题，李鸿章自有妙计。
　　
　　
　　再说一遍，李鸿章的老家，是现在的安徽。
　　
　　
　　中国的省份安徽，自古就是一块神奇的地方。这个以道路、山脉和放射性河流组成的地方，连接着中国的北部、中部和东部，所以地理位置重要无比。无论中国是南北对峙、东西争雄，还是问鼎中原、统一天下，安徽都是这些英雄豪杰决一胜负，成王败寇之地！
　　
　　
　　这么一块神奇的土地，注定要出现无数传奇的人物。
　　
　　
　　更神奇的是，这块土地，居然还培养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皖南与皖北，那根本就是两种人。皖南多出商人和文人，如精明世故的胡雪岩，温文尔雅的胡适；而皖北多出军事人才，说白了就是大兵和悍匪，如骁勇善战的刘铭传，等等。
　　
　　
　　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耕地少。即使有耕地，也比较贫瘠。要知道在中国的古代，田少地贫，可是非常致命的。
　　
　　
　　土里种不出吃的，在当时旅游业还没有发达的年代，就只能外出找出路，外出也只有两种选择：打工或者当兵。也许是民风温和与彪悍的关系吧，在这个选择上，皖南人多选择前者，而皖北人多选择后者。
　　
　　
　　最后再说一句，无论哪种选择，在艰难环境中长大的人们，都会更加珍惜生命。
　　
　　
　　李鸿章最初团练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合肥。在这个擅长出文人的地方，他的团练部队几乎被全歼。但是在皖北的西乡，当地的团练却办得风生水起。他们不仅消灭了附近的众多土匪，还令太平军彻底胆寒。
　　
　　
　　在李鸿章的眼里，合肥西乡这个地方，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当地民风彪悍，个个争勇好斗。有点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人就能打起来，何况还是太平军这么大的火药桶。

　　
　　合肥西乡人好战、好打、好劫之性，令人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太平军只要敢来，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太平军一走，他们则为了争夺战利品再次开战。即所谓“寇来则相助，寇走则互攻，视为故常”。
　　
　　
　　对比曾国藩费尽心思挑选不到合适的兵，合肥西乡的民众就是天生的武器。更可怕的是，他们居然还有自己的武装组织。
　　
　　
　　当地的周公山、大潜山、紫蓬山上，各有一个团练的队伍，那都是身经百战，以一当十，极其凶猛的主。
　　
　　
　　周公山上的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哥哥善谋，弟弟善战，兄弟二人配合默契，无往而不利；紫蓬山下的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经历过大小二百多次恶战，六个兄弟直接战死了四人，手下死伤过千。而大潜山的刘铭传，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此人好色爱酒，骁勇善战。他贩私盐，杀大户，抢豪门，天天干着“杀富济贫”的事情。
　　
　　
　　虽然有这些丰功伟绩，但刘铭传没有去投靠太平天国，反而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最终他成为了台湾首任巡抚，被称为“台湾近代化之父”。
　　
　　
　　这些山大王，就是淮军得天独厚的资源宝库；而这些凶猛无比的将领，他们也注定会成为淮军的主要将领，成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在三个月后，当曾国藩站在安庆北门外阅兵时，他不禁大吃一惊！李鸿章就像变魔术一样，一下子变出十三营六千多名两淮官兵。虽然这些士兵衣衫不整，身体精瘦，但其目光凶悍，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
　　
　　
　　这支部队，在历史上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一支不输给湘军、甚至完全取代湘军的名字，他们叫作——淮军。
　　
　　
　　未来的他们，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地方武装，他们将演绎出后来的淮系集团，将影响晚清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
　　
　　
　　1862年3月4日，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这一天，淮军正式成立。

　李鸿章发家之谜：咸丰十年(1860)前后，太平军在长江下游屡战屡胜，当地一些大地主陆续被撵到上海孤岛上。由于上海滩早已是开放的通商口岸，也许是有赖于此间的洋人，以及洋人在这个孤岛上所设立的一处处独立的租界，太平军一时尚未涉足，但盘踞在苏州的忠王李秀成已率大军兵临城下，形势万分危急。

　　蜗居在孤岛上的一些士绅为了免遭最后灭亡的命运，一边迅速成立“中外会防局”，以期依赖洋人的武力来保卫上海;一边又选出士绅代表、前清名臣钱宝琛(浙江巡抚)的儿子钱鼎铭，带着募集来的20万两白银，雇用了几艘外国轮船，率人前往安庆，向曾国藩求援。

　　钱鼎铭到达安庆，对着曾国藩声泪俱下，说上海士绅们渴盼曾帅，犹如久旱之地盼甘霖。钱鼎铭哀求曾帅早早派兵，以解上海之围。继而，钱鼎铭又掏出一封信。信是苏州名人、李鸿章的同年进士冯桂芬写的。冯桂芬在信中称，上海是江南的膏腴之地，商业发达。在那里，每月可筹到银饷60万两以上——对正缺少银子的湘军来说，这可算是最大的诱惑了。当然，这一诱惑对“长毛”也同样存在，谁不想咬走一块肥肉?

　　另外，钱鼎铭还通过其父钱宝琛与曾国藩、李鸿章之父李文安是同年进士的关系，走后门套近乎，劝说二人及早东援。

　　面对这种形势，曾国藩感到颇为棘手。上海确实是军事、经济重镇。按理说，应全力支援，但上海距安庆千里迢迢，兵派少了，无济于事;派多了，湘军也没那么大实力。更为麻烦的是，万一大本营安庆出现险情，即便是往回调兵，谈何容易!再说，当时驻扎在安庆的湘军并非实力雄厚，派兵去上海，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对于整个战局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况且，太平军总部已设立在邻近的南京，南京与上海孰重孰轻，曾国藩比谁都清楚。正在曾国藩感到左右为难之际，朝廷催促曾国藩发兵上海的指令到了，这就由不得曾国藩再犹豫了。他知道，这已不仅仅是上海士绅们的邀请和求援，而是来自朝廷的命令了。派谁去合适?曾国藩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胞弟曾国荃。

　　曾国荃(1824—1890)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曾九，乃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1856年，他在湖南老家招募乡勇3000人赴江西吉安，援助哥哥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该乡勇组织称“吉字营”，成为曾氏湘军的嫡系。在以后几年的征战中，曾国荃战功赫赫：在1857年底，曾国荃在江西吉安击退前来增援的太平军劲旅石达开部;1858年，攻陷吉安，升任知府;1859年，占领景德镇，火烧全城，升为道员;1860年，围攻安庆，屡屡击败太平军。当年9月，曾国荃用当地最为先进的武器—地雷—轰塌安庆北门城墙，攻陷安庆;1862年春，曾国荃率领“吉字营”等嫡系湘军围攻南京。1862年10月，与忠王李秀成太平军在南京激战40余日，迫使李秀成退兵;1864年7月，采取挖地道的形式，再次使用地雷，轰陷南京城墙，纵火烧杀抢掠，大火七日七夜不熄。据说，曾国荃在这场大战中，抢得大量金银财宝。为了不致暴露，曾国荃遵从大哥曾国藩的劝告，称病回籍放假。自此之后，曾国荃察探风声，屡病屡出。

　　朝廷指令曾国藩派兵东援时，曾国荃正积极备战，准备沿江而下进攻南京。如果拔掉太平军的这一老巢，当然是头等军功，因此，曾国荃对东征上海并无兴趣。

　　其次，曾国藩想到的就是他手下的宿将、也是他的同乡陈士杰。

　　陈士杰(1825-1893)29岁时通过拔贡，被选职为户部七品官。咸丰元年(1851)丁父之忧，回到老家，旋即投入老家镇压农民起义的斗争，成为镇压团丁的首领。咸丰三年，加入曾国藩湘军。以后，一直率领乡勇平定家乡的各种农民暴动。陈士杰平素以办事稳健、有谋而得到曾国藩的信任。

　　当曾国藩将东援上海的任务下达给陈士杰时，陈士杰立即在家乡招募到上万人的子弟兵并积极训练，但就是不发兵。慈禧太后几次下懿旨，可这位陈大将军依旧岿然不动。曾国藩实在忍不住了，就派人将这位陈大将军叫到安庆来，问他到底咋回事。

　　陈士杰低着头，跪在地上，半天不吭声。曾国藩急了，叫陈士杰说明原因。陈士杰一抬头，早已老泪纵横。他说：“援沪之兵早已训就，只是微职上有90岁的老母，万一微职战场上丢了性命，老母是万万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的，因此……”

　　曾国藩闻言，已知道陈士杰心中的“小九九”。到底是为了孝敬母亲，还是贪生怕死，曾国藩已没有时间来调查核实，要是老佛爷的懿旨再到，恐怕已不是催兵上路的问题，而是催他“曾剃头”上西天的大事了。于是，他赶紧命令距离上海很近、正驻扎在镇江的清军总兵冯子材火速援沪。可军令发下去后，如石沉大海，也一直得不到冯子材的回音。究其原因，无法知道。曾国藩差不多真的要失望了。这时，李鸿章出现在他面前。

　　曾国藩提议，要李鸿章东援上海!孰料李鸿章还真的乐意去。李鸿章自从在老家安徽打了几次胜仗后，虽然升到了四品官，但进入曾国藩幕府后，这一官秩便成了虚衔，根本没有行使这个四品官、独立带兵打仗的机会，而且，曾国藩的湘军大营中人才济济，他很难等到独当一面的机遇。李鸿章知道，要想往上爬，爬到帝国的最高层，没有恩师的举荐那是万万不成的，但说实在的，李鸿章认为曾国藩的办事风格一向犹疑有余而果断不足，每遇重大事件需要作出决定时，他总是向李鸿章请教。在曾国藩手下，他一直是个被使用的角色，而不是被重用的人才。

　　李鸿章一直盼望着能有自己作主、建功立业的机会。当恩师曾国藩要将东援上海的大任交给他时，他觉得英雄正逢其时!李鸿章心痒难耐，他激动不已，因为，他马上就能率领湘军浩荡东去了!

　　可恩师又发话了：“少荃，你这一去，我虽然可以高枕无忧，但自此之后，我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啊!”李鸿章谦虚地说：“曾师营中人才济济，胜于我者，多矣!”曾国藩说：“不过，现在南京还没拿下，湘军人手不济，你这一去，我是没有兵送给你啊。让你做帅，兵就由你自己去解决了。”闹了半天，原来是个“光杆司令”!

　　不仅对李鸿章，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大难题!时间这么紧迫，从哪儿弄来部队?还要千里迢迢东援上海滩?李鸿章急了。但是，李鸿章紧蹙的眉头很快就展开了!湘军固然是现成的，但军中老气横秋的、吸大烟的、开小差的不乏其人。再说，这些人是跟着“曾剃头”来的，除了“曾剃头”，他们还愿听他李鸿章的命令吗?李鸿章想：不如自己募集。李鸿章领命之后，急匆匆赶回老家—历史，给了他发展淮军的机遇!

　　为了尽快募集一支军队，回到合肥的李鸿章从三个方面搜罗乡勇。

　　一是利用他父亲李文安的关系，寻找那些世交的弟兄们。当年，他曾和他的父亲共同在肥东、肥西办团练，曾经连续打过一些胜仗，共同谋事的弟兄曾得到过一些好处，从而在这里建立过一定的人缘关系。李鸿章首先派他的弟弟李鹤章去肥东，收招当年被打散的人员，他自己则去肥西，找到当地有名的团练头子张树声。

　　江淮之间数年来一直遭受着太平军和捻军的掠扰。地方团练在清兵“匪兵”的争斗中，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挫越勇。各乡各圩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设寨自保。同时，各圩各寨之间又相互呼应，相互求安。张树声自幼就跟着办团练的父亲张荫谷耳濡目染，真正是“从娃娃抓起”抓出来的一方山大王。而张荫谷又和李文安是在办团练中结识的“好弟兄”。有了这层关系，李鸿章与张树声便成了“世交”。

　　李鸿章对江淮子弟的禀性是很熟悉的，只要感情深，什么都好说。他们不一定顾忌到多少国家政策、民族召唤，他们认的是弟兄感情，带有比较浓厚的江湖义气。张树声在家乡早就听说过李文安的二公子在湘军大营中当差，而且混得不错，本来就想联系，此番李鸿章找上门来招兵买马，张树声认为这正是投靠他的好机会。于是，张树声立即将其属下爱将刘铭传、周盛传、周盛波兄弟叫来，通报新的情况。

　　刘铭传本来是个私盐贩子，在地方上以杀了欺负其同宗女眷的地痞而扬名;周氏兄弟也没什么文化，几乎都是些“草莽大亨”。张树声、刘铭传及周氏兄弟曾模仿“桃园三结义”结盟为弟兄，如今一听召唤，齐来听计。当得知李二先生回来了，要将他们编入淮军，成为大清政府的编制，并从此粮饷不愁时，个个都乐意，发誓要杀尽“长毛”，替父报仇。他们一直在寻找报仇的机会。听说在湘军大营中颇有“市场”的李二先生来招兵请将，潘鼎新立即响应，把手下的一批三河团练全部拉到李鸿章的大旗之下。

　　接下来，李鸿章就去寻找当年与他父亲同在一起办团练、结果也是被太平军杀害的忠良吴廷香的儿子。听说吴廷香的儿子名叫吴长庆，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提起有杀父之仇的“长毛”，吴长庆的牙齿都恨得咯嘣直响。他手下也聚集着一批乡勇。吴长庆曾对这群兄弟们发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世交李鸿章与他一拍即合。

　　再就是李鸿章去找他的学生刘秉璋。刘秉璋(1826-1905)是庐江县人。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在翰林院任编修。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的家乡受到太平军的洗劫。刘秉璋觉得这是家乡的奇耻大辱，于是弃文从戎，回到家乡办团练，以对付他切齿痛恨的太平军。

　　刘秉璋在未中进士前，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曾对刘秉璋的父亲说：“你的伢子以后就跟我家老二学吧。”李文安说这话时，李鸿章已经考中进士了，因此，后来就有人说李鸿章是刘秉璋的老师。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刘秉璋很快就将自己的乡勇拉到老师李鸿章的麾下，并表示为替父老乡亲报仇，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李鸿章网罗的这些乡勇首领中，刘秉璋与李鸿章处的关系最近，两家结成了姻亲，前后有七门婚事。

　　刘秉璋后来成了李鸿章的心腹大将。1885年，刘秉璋任浙江巡抚时，指挥了中法战争中的“镇海之役”，击毙法国军队统帅米禄，击沉法国军舰一艘，重创三艘，取得了近代史上近海保卫战的唯一一次胜利。

　　除了招兵募将，李鸿章还特别留意在家乡物色幕僚。后来跟他一辈子的安徽东至人周馥，就是这时候发现的。周馥(1837-1921)家穷，但一笔字写得规矩隽永。李鸿章一直认为字如其人，能写得如此好字，为人处世当不致没有章法。可以说，周馥伴着淮军的诞生而出现在李鸿章的幕府之中，直到李鸿章生命终结的最后，这位大管家还守在他身边。同时，后来成为李鸿章儿女亲家的蒯德模、蒯德标都是在这个时候加入李鸿章幕府的重要谋臣。

　　不到两个月，李鸿章兄弟在肥东、肥西召集的乡勇兵力超过了2万人。从外表看，说这些人是乡亲聚会倒是挺合适的;可要说他们是军队，那就有点滑稽了：他们不会队列，甚至不会排队，高矮长短，参差不齐;衣着也五颜六色，破烂不整，谈不上统一。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大伙儿头上都扎着一条毛巾，但毛巾的颜色也不一样。可李鸿章知道，这帮弟兄不中看，但打起仗来说不定挺中用。他对这些弟兄们的性情了如指掌：讲究面子，讲究感情，只要有交情，个个愿意把头提在手里跟你干!有了这个规模的人数，李鸿章就带着这伙后来被称为淮军、并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的队伍来到安庆。

　　曾国藩十分钦佩这位安徽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变戏法似的招到这么多兵，但他们的阵容确实使曾国藩不敢恭维。这些淮军不说打仗情况难以预料，就是平时见到首领，连个军礼都不知道怎么敬;说起话来，全是“弄妈弄妈”的一口不文明的土腔调，但朝廷不断地催促上路东援，上海那边已等不及了。

　　曾国藩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是把这些“淮勇”根据其营官的姓名暂时分成五个营，潘鼎新带领的淮军为“鼎字营”，刘铭传部称“铭字营”，吴长庆部称“庆字营”，张遇春部称“春字营”，张树声部称“树字营”。这五个营的营官都是李鸿章的老乡，且都与太平军有不共戴天之仇。

　　正当李鸿章在组建江淮乡勇时，朝廷传来信息，一方面催促曾国藩尽快发兵东援，另一方面清廷已在上海“借夷助剿”，即向洋人借师，用以镇压太平军。洋人当时集中了400人，3门炮，组建了“洋枪队”。洋枪队组建后的第一仗，便将近2000人的太平军打得溃不成军，杀了1000多人，活捉了300多。在后来的屡次战斗中，洋枪队多次获胜，因此被人称为常胜军。当然，常胜军偶尔也打败仗。

　　曾国藩对大清朝廷“借夷助剿”的主张不予支持。他认为，这种措施是权宜之计，它只可以解得近忧，而无法排除远患，而且，洋枪队在战斗中要是不断得到发展，将来势必尾大不掉。于是，曾国藩立即上奏朝廷：洋枪队至多只能在上海城内执行防务，指望洋枪队出击进剿，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当时，清廷正指望洋枪队去收复已被太平军攻占的江苏省会苏州。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形势，曾国藩催促李鸿章速聚乡勇，尽早东援。

　　这些淮军被集中到安庆后，来不及进行系统的训练，曾国藩就与李鸿章商议给这些士兵如何装配。曾国藩主张淮军的装备、粮饷及训练方式完全照搬湘军模式，武器装备则主要是刀矛、小枪，还有少量的重型武器，如抬炮、小炮、劈山炮。小枪的使用方法主要是从枪的前膛装进火药，然后牵出药线，开枪时，就是点燃这个药线。有时药线受潮，小枪就成了哑枪。抬炮、小炮、劈山炮等在使用上都有类似的不便和毛病。这些武器，被利用来对付太平军是不嫌落后的，但要与 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洋枪洋炮比，那就显得太寒碜了。这支来自皖江圩堡里的淮军开赴上海滩，能镇住那个花花世界吗?

　　1862年清明节，淮军正式整装待发。从安庆去上海，有海、陆两条路。走陆路，必须经过太平军占领区南京、苏州一带。穿越这些敌占区，当然风险很大;走水路，顺江而下，也必须经过芜湖、南京等“长毛”控制区，来自太平军的威胁依旧不可想象。

　　一直在静候援军动身的钱鼎铭建议还是走水路，因为上海士绅代表来时，已经雇了三条英国的轮船。太平军只打清人，洋人的东西，“长毛”们是不会轻易动手的。这样，精选出的9000淮军，从4月5日起，先后分七批陆续运抵黄浦江。

　　当时随淮军东下，后来一直在李鸿章幕中作幕僚的周馥，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满载淮军的英国轮船一路上是相当安全的。在没有太平军的时候，两岸百姓一看大轮船上满载土里土气的“痞子”，谁也不敢惹事;当轮船进入南京江面时，从船上能清楚地看见驻守南京的太平军戒备森严，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英国洋船上的这群“土痞子”，似乎摩拳擦掌，但就是没敢动手　　近万名淮军，就这样在太平军的眼皮底下，顺利地到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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