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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报恩寺出土七宝阿育王塔后，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应不应该打开“金棺银椁”，各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香港文汇报今日刊登署名“张敬伟”的文章，作者认为，南京七宝阿育王塔应该有很清晰的历史文化考古路径，不能有任何存疑。打开“金棺银椁”并无不妥，如果真的有“佛顶真骨”，哪怕只是影骨，其考古价值和文化价值都将远远超过所谓的“十大考古发现”。

南京大报恩寺出土的阿育王塔

金陵大报恩寺塔出土的琉璃残件

文章中称，近日，被佛教界和考古界称为“惊世发现”的南京大报恩寺已被提交参评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凭借其出土文物，有能力冲击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但，要实现这个荣誉，一个是要确认和核实遗址年代，在断代上不能存在疑窦；另一个是确定该处遗址的目的和用途。重要的是，是清理出所有的文物，而且必须是国宝级的文物。南京七宝阿育王塔应该有很清晰的历史文化考古路径，不能有任何存疑。

南京七宝阿育王塔的发现过程，是一个剥茧抽丝的破解历史文化迷雾的过程。

出土该塔的地宫就是一个不解之谜。早先考古人员是拟对南京大报恩寺的地宫进行考古发掘，南京大报恩寺据传是明成祖朱棣为其朝鲜籍生母所敕造。然而有心栽柳的考古人员却无意得花，发现了不属于大报恩寺的惊世铁函和七宝塔。史学泰斗蒋赞初教授认为，该处遗址有四个地宫，一个是最早的阿育王塔地宫，两个是梁武帝复建塔时的南朝长干寺地宫，再一个就是至今没找到的明成祖朱棣建的大报恩寺地宫。

这个地宫属于宋代长干寺，因为包围铁函的石板上有一块写着“金陵长干寺”字样。长干寺始建于东晋，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改为天禧寺。由于地宫内出土的铜钱属于宋代，这说明该地宫最后一次瘗埋时，当属于宋真宗天禧二年前的事情。

这就排除了该地宫属于大报恩寺的推断。

考古学家已经论定，这座塔的制造地在扬州，制造时间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但是疑惑又来了，如此高规格的七宝阿育王塔究竟是民间奉养还是皇家供奉？据悉，宋真宗祥符年间，长干寺地下的佛祖舍利常常显灵。为此，真宗敕命重新整修长干名寺，并在寺内放置9层“圣感舍利塔”。就此论证，七宝阿育王塔具有皇家供奉的特点，但是出土的实际情况却大异其趣。因为从铁函内发现的文字看，供奉者却是来自民间，供奉人的名字都是稀松平常的“三哥”、“四郎”、“大娘”等。而且，在塔基上还发现了“皇帝万岁”等字，更说明这座七宝阿育王塔的民间属性。

铁函、宝塔断代为宋，是经当时的皇帝真宗批准，供奉人为民间人士，算是解开了宝塔修造的时间和供奉人的难题。不过，既然是宋代敕造，七宝阿育王宝塔又何以描摹南北朝时代的瘗埋习惯？五代以前，佛塔舍利瘗埋极其奢靡，南北朝时就有“九重锦绣”包裹舍利和供奉物的习惯，唐代达到高峰，不惟皇家供奉如此，即便是达官显贵也是以锦绣多重包裹供奉宝塔。南朝宋梁武帝事佛极笃，就常常用“九重锦绣”包裹重要的佛家圣物。

南京七宝阿育王塔的遗迹用途

南京七宝阿育王塔，外有一层石函，内附两层铁函，贴塔身的则是以锦绣包裹，似乎符合梁武帝时的瘗埋习惯。而据见戴俊英《中国古代的舍利的瘗埋制度》介绍，宋代舍利塔基的考古发现足有十余处，舍利宝函除头层石函外，内里多为各种材料的函盒、瓶子或佛塔、佛像等，内含金银棺椁的很是少见。

这种不合宋代舍利瘗埋礼制的做法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南朝长干时金陵长干寺已是香火很旺之地，加之梁武帝好佛推动，长干寺才传承到宋。从南朝梁到五代末，这里的地宫瘗埋物应该很珍贵而且很丰厚，要不然该处舍利也不会在宋真宗时显灵。熟悉历史的人们都晓得，宋真宗本人信道胜于信佛，但是这个皇帝特别迷信，其在位时就制造了天降祥瑞和天书封禅的闹剧。联想到长干寺整修是在此处舍利显灵之后，并在大中祥符(大搞迷信祥瑞而得年号)年间整修该寺，敕造七宝塔。笔者以为这处宝塔极有可能是金陵民间人士以讨好宋真宗而以南朝宗教礼制来瘗埋的，在当时看来，也许这是一出伪托宗教的政绩讨好工程。

最重要的就是南京七宝阿育王塔的出土文物。在铁函出土之时，考古学家却发现这样的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感应舍利十颗”、“佛顶真骨”、“诸圣舍利”、“金棺银椁”和“七宝阿育王塔”等。现在，七宝阿育王塔已经惊世现身，人们最关心的就是何时打开“金棺银椁”，看看里面是否存在“佛顶真骨”。遗憾的是，相关权威人士已经表示现在打开“金棺银椁”的可能性很小。这就意味着，七宝阿育王塔最可珍贵的文物有可能成为解不开的谜团，而这也成为制约其参评十大考古发现的硬伤。

笔者以为，打开“金棺银椁”并无不妥，因为法门寺早就有打开重现佛指舍利的先例，从而成就了佛教界的一大盛事。试想，如果七宝阿育王塔真的有“佛顶真骨”，哪怕只是影骨，其考古价值和文化价值都将远远超过所谓的十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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