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蛊，因为是苗女，也是在苗村里长大，所以，比较了解这回事。如果你认为湘西是这种会放蛊的人，就大错特错了。只有这种正宗苗村才有可能有人会放蛊，说的是苗语，我们当地说的是方言，而这种苗村说的是苗语，完全是一个英文一个汉语，根本不可能听懂。

而且可能也只有那么一两户人会，就像村里有的法师一样，并不多，不可能是人人都会，并且都不受人待见，大家都又怕又恨，喂蛊的人也很可怜。喂蛊的不一定是女的，也有男的，反正好像根本没有什么性别分，只是女的打扮的比较怪异，可能别人就会目光注意女的多一点。她们因为穷，到了春节前后，就会出来讨饭，一般看到这种人都会给，不敢得罪。

我记得有一年，有两个正宗的苗女来我们家里讨饭，我们给了，当时我们家正在吃菜，其中有一个苗女用手指了一下我们的菜碗，手指头已经到了碗上方。

她们走后，外婆立马把那碗菜给倒掉，蛊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放在你的身上，因为是一种毒，或者寄生虫之类的东西，要吃进去，一般是点粉未状的东西，藏在指甲里，没有能力说隔网络或者隔千里就放，必需是近身，这就是为什么苗女能放在情人身上的最主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蛊没有大面积的扩散开来的缘故。

苗人一般是不主动攻击的，除非是真的起了杀心，在这种苗村里的人，大多都很好客，也不会见人就投毒，而且像我们这种知道的，是从来不进他们村子的，那么老远也没有意思去，我们把他们的村子叫老后山，你可想有多偏。

我只见过一例放蛊杀人，是我小时候一起上学的好友的爸爸被杀了，她家离我家特别近，就是隔一个小小的土道，说话大声都能听到。

她爸被杀是因为她找了一个老公，是后山的，因为她有点残疾，就只能找穷地方的上门，但是，那个老公先过门的时候，她一家都感觉有点傻，不要了。

说好了不要，就请了那个傻老公老爸来喝酒，就那餐酒上下了蛊，后来，真是不出一年，就挂掉了，状况和蛊的害人：壮族旧俗谓之放“肿“，中毒后，腹大、肚鸣、大便秘结，甚者，一耳常塞。这种一样。

她家好强，生病一直都瞒着村里人，其实如果早说出来，大家都可以帮到他，最后快死了，什么医院都看了，她爸还是个水泥厂的小官头，一个女儿还在城市里当护士，最后都没有办法，她妈才说出是中蛊，让人解，已经晚了。。

不要说你们不信，就是我们当地人，也有很多不信，因为他当时信，就不会死了。

在他死前不久，她老婆去求那个放蛊的人来解，人家打死不承认，再也不肯帮手，其实是已经晚了，帮不到了。

我们都知道，当时村里讨论的很厉害，我外婆还到看症状，说是晚了，都到肚子了，肚子胀得跟什么似的，到医院还什么都查不出，照理说，都九十年代的事情，医学也没有那么落后吧！

总归，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所有蛊，所有言语用人格保证是真实，可经查证。

另，还记得有一个朋友，说后山苗村有个喂蛊的人，每隔一些时候，就把蛊放在一颗树上，把树给弄死，不然蛊要吃主人。

我想可能是蛊是种生物，要给粮食吃。

别的都没有了，虽然还有很多关于中蛊的故事，但因为我没有亲自见证，所以，不能乱说，就算了。蛊在苗族地区俗称“草鬼”，相传它寄附于女子身上，危害他人。那些所谓有蛊的妇女，被称为“草鬼婆”。有苗族学者调查后认为，苗族几乎全民族笃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

他们认为除上述一些突发症外，一些较难治的长期咳嗽、咯血、面色青黑而形体消瘦等，以及内脏不适、肠鸣腹胀、食欲不振等症状为主的慢性疾病，都是着了蛊。属于突发性的，可用喊寨的方式让所谓放蛊的人自行将蛊收回就好了；属于慢性患者，就要请巫师作法“驱毒”了。这种令人生畏的蛊，并非苗人的专利。

蛊术在中国古代江南地区早已广为流传。最初，蛊是指生于器皿中的虫，后来，谷物腐败后所生飞蛾以及其他物体变质而生出的虫也被称为蛊。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和巨大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引发疾病。患者如同被鬼魅迷惑，神智昏乱。先秦人提到的蛊虫大多是指自然生成的神秘毒虫。

长期的毒蛊迷信又发展出造蛊害人的观念和做法。据学者考证，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已有人使用和传授造蛊害人的方法。传说中制造毒蛊的方法，一般是将多种带有剧毒的毒虫如蛇蝎、晰蝎等放进同一器物内，使其互相啮食、残杀，最后剩下的唯一存活的毒虫便是蛊。蛊的种类极多，影响较大的有蛇蛊、犬蛊、猫鬼蛊、蝎蛊、蛤蟆蛊、虫蛊、飞蛊等。虽然蛊表面上看是有形之物，但自古以来，蛊就被认为是能飞游、变幻、发光，像鬼怪一样来去无踪的神秘之物。

造蛊者可用法术遥控蛊虫给施术对象带来各种疾病甚至将其害死。对于毒蛊致病的法术，古人深信不疑，宋仁宗于庆历八年(1048年)曾颁行介绍治蛊方法的《庆历善治方》一书，就连《诸病而侯论》、《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医书中都有对中蛊症状的细致分析和治疗的医方。 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蚂蚁蛊、毛虫蛊、麻雀蛊、乌龟蛊等类。蛊在有蛊的人身上繁衍多了，找不到吃的，就要向有蛊者本人(蛊主)进攻，索取食物，蛊主难受，就将蛊放出去危害他人。放蛊时，蛊主在意念中说：“去向某人找吃去，不要尽缠我！”蛊就会自动地去找那个人。或者在几十米开外，手指头暗暗一弹，蛊就会飞向那人。甚至有人说蛊看中了谁，即爱上了谁，就叫它的主人放蛊给谁。不然，蛊就要它主人的命。所以有蛊者不得不放。

苗族民间就流传这样一则放蛊的故事：从前有位有盅的母亲，盅看上了她的儿子，做母亲的当然不愿意她的儿子。但是，盅把她啮得很凶，没有办法，她才答应放蛊害儿子。当这位母亲同她的盅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巧被儿媳妇在外面听见了。儿媳妇赶紧跑到村边，等待她丈夫割草回来时，把这事告诉了他，并说妈妈炒的那一碗留给他的鸡蛋，回去后千万不要吃。说完后，儿媳妇就先回家去，烧了一大锅开水。等一会儿子回到家来，他妈妈拿那碗鸡蛋叫他吃。儿媳妇说，鸡蛋冷了，等热一热再吃。说着把锅盖揭开，将那碗炒鸡蛋倒进滚沸的开水锅里去，盖上锅盖并紧紧地压住，只听锅里有什么东西在挣扎和摆动。过一会没动静了，揭开锅盖来看，只见烫死的是一条大蛇。这些所谓的放蛊方式当然是无稽之谈。

至于蛊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谁也没有见过，当然更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了。虽说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但苗族的一些妇女却深受这种观念的诬害。人们认为“蛊”只有妇女才有，只能寄附在妇女身上，传给下一代女性，而不传给男性。比如某男青年“游方”遇到一个情投意合的“有蛊”姑娘而未征得父母的同意就娶来，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凡属女性，均要从她母亲那里将蛊承传下来，并代代相传。

在汉文典籍中，放蛊者并不仅限于女性，为什么苗族认为只有妇女才有蛊呢？这与汉、苗两族的社会文化传统有关。在汉族的巫术信仰中，只有正邪之分，没有性别的对立。而在苗族等南方少数民族中，在母权制被父权制取代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上的性别对立遗存要强烈得多，这种对立表现在巫术信仰中，就是占据正统地位的男性巫师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方.而在母系社会曾经居统治地位的女巫则成了秩序的破坏者，被诬为黑巫术的传承者。一切男性巫师无法解释或禳解的天灾人祸，统统被扣在了女巫的头上。于是，妇女有蛊的荒谬结论就这样被推理了出来。由于放蛊被认为是谋财害命的严重犯罪活动，历史上一直将它列为严厉打击对象。

《汉律》中就有“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的条文；唐宋以至明清的法律都把使用毒蛊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处以极刑。官府对所谓施蛊者的处罚极其残忍。明人邝露说，壮族地区的“峒官“提陀潜抓到施蛊妇女后，将其身体埋在地下，只露出头部在外，再在蛊妇头上浇上蜡汁点火焚烧。在苗族地区，被诬为有蛊的妇女，尽管不会都有性命之忧，但被诬者名誉扫地，受人歧视非难，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甚至含冤而死。那些被认为有蛊的人家，受尽歧视和羞辱，连亲友也害怕与之往来。不论谁家有人病了，只要巫师说中了蛊，那么有病人家就指桑骂槐地大骂，骂的是谁，人们心照不宣，而被骂者自己也明白，就像本文开头的喊寨。有蛊的人家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一申辩，无异于公开自己家里有所谓的蛊，所以只好凭白遭受这等羞辱。

苗族多处偏僻地区，旧时医学落后，许多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每遇就诊无效，动辄归咎于蛊。民国时期湘西有位汉人，曾在军队中做过官，有权有势。他得了腹部膨胀的怪病，每当膨胀时，似乎觉得腹中有物在游走，由于请的几位医生医术不高，吃药无效，便归咎于被邻居苗妇施蛊。经过巫师多次作法仍然毫无起色，这位汉官一怒之下把邻居苗妇捆绑后吊起来，百般辱骂，施以非刑，差点将其折磨而死。苗妇的丈夫慑于汉官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只能在一旁束手旁观。后来过了一年多，经人介绍，这位汉官延请一位高明的医生诊治，该医生看后，说是某种鼓胀病，并不是什么蛊毒。果然一剂药吃下之后病就好了。可怜苗妇无故含冤，差点殒命。经过该医生的证实，这位苗妇才恢复了清白的名誉。而那些一辈子不得洗去冤屈的苗妇不知又有多少。

在苗族地区，以盅婆名称骂人或泄私忿进行报复，会惹出纠纷。苗族“谈蛊色变”，尤其是在婚姻上最忌讳。儿女要开亲的话，双方父母都要暗地里对对方进行严格审查(俗称“清针线”)，看其家庭及亲戚干净与否，即有没有蛊。如果发现对方有不干净的嫌疑，就借口婉言拒绝，因此造成不少婚嫁上的悲剧。有些青年妇女，被人怀疑有蛊，只能嫁给有缺陷的或家境贫寒的男子；有的青年妇女甚至为此自杀。由于害怕与有蛊人家结亲，造成有的苗族地区基本上单线开亲，在自己的亲戚之间相互开亲，导致血亲越来越近，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鉴于蛊术陋俗对苗族社会的严重危害，许多苗族学者感到对蛊的迷信到了非铲除不可的地步，大声疾呼，呼吁移风易俗，革除陋俗。随着苗族地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蛊术迷信在苗族地区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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