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偏远小镇因为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月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而闻名遐迩，这个会议一直被尊崇为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被定性为我党，我军“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在一个关键的地点，召开的一个关键的大会”，“一个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大会”，“一个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主张，结束王明的‘左倾’（冒险）教条主义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大会”，遵义会议永载史册，遵义精神永放光芒。

　　但是传统的“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事实 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说法没有任何改变。

　　如果对上述的说法做一个认真的思考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不合理）之处：

　　首先，在遵义会议的决议当中，张闻天（洛甫）取代秦邦宪（博古）成为新的党中央总书记（党史中称为“负总责”）；军事指挥的最高决策者为周恩来，毛泽东协助其工作。

　　其次，结束王明的左倾路线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第一，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问题作了决议，有关党的路线的争论在张闻天的调解下维持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说法。

　　第二，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他的路线就是国际的路线，当时的中共中央并不具备与国际叫板的资格和能力，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的路线确定和执行，组织人事的安排等重大事情均由国际“垂帘听政”并发号施令。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的形成：

　　说到遵义会议不能不提在这之前的宁都会议。

　　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中，毛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中央军 委颁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毛大为恼火，向中央申请病假回后方疗养，得到批准。毛泽东被剥夺了指挥军队的权力，摒出了军 委，经历了他政治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

　　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苟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老三人团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这样，毛泽东进入了军 委领导机构。

　　需要说明的是，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领导小组）隶属于中央军 委，军 委书记是周恩来，小组组长也是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 委的领导。

　　1938年春，日军进攻武汉，长江局积极配合国民党的“武汉保卫战”。延安方面，毛泽东发表 “论持久战”的演讲，再次论证片面抗战的必然失败和游击战的合理性。毛的这篇演讲无疑与长江局的主张相左，所以长江局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的这篇 文章。（新华日报由长江局负责出版）王明与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一目了然。

　　在早些时候的3月份，任弼时赴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在这份大纲中糅合了毛泽东和王明的政治观点，即迎合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又“修饰”了毛泽东，加深了共产国际对其的印象。

　　在任弼时之前，王稼祥于1936年夏天赴苏疗养，并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共领导人的情况，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中得分起了重要的作用。王明回国后，王稼祥担任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后由任弼时接任。

遵义会议老照片

　　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并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这道“圣旨”无疑为毛王之间的较量起了宣判的作用。毛能够得到季米特洛夫支持固然有王稼祥的功劳，而王明的后台老板米夫的下台也是原因之一，更何况季米特洛夫是米夫的政治对手。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毛的威望迅速上升，在与王明争夺党权的斗争中笑到了最后，王明的出局使毛真正成为了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毛泽东于1942年初发动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利用其无可匹敌的政治优势，对王明，张闻天， 博古等“教条主义宗派”和周恩来，彭德怀等“经验主义宗派”进行了批判和整肃，并对上层机构进行了重组，无可争辩的成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 口号响遍延河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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