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和南宋，都有个共同的社会难题，就是剩女多。

照理说，剩不剩的，自得其乐就好，与旁人无关。问题是，宋代的剩女们之所以剩着，并非自己选择的结果。剩女们个个都削尖了头，想往围城里钻，却苦于当时社会风气崇尚奢华，“风俗奢靡，日甚一日”，“高嫁妆”成风，黄花闺女留来

留去留成了愁。

对于一般人家来说，生个女儿可真是愁死人，亏大了。养大了女儿，还得倒贴高嫁妆，才有机会让女儿成为别人家的苦力——任劳任怨，任打任骂，由着婆婆凌虐。

也难怪那个年头的人都重男轻女。生个小子，将来靠着嫁妆，就能过上小康生活，还免费赠送一个苦力和出气筒。这么划算的生意，哪里去找?

于是，嫁不出去的女子越来越多，最后竟然成了社会问题。在古代，地多人少，人口的繁衍可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况且，在以人头税为主要收入的年头，人口多，政府就有钱，国家就有兵;人口少，啥都没有，也难怪朝廷对剩女问题头

疼不已。

这么多剩女，怎么解决?有的是靠宗族的力量。父母没钱嫁女儿，咋办?由宗族赞助。范仲淹当了官之后，整了个义庄，有大片田地，收入就用来赞助族人的日常生活。其中，有规定，贫苦之家嫁女儿，可以得到义庄赞助的三十贯钱。在当时，

这三十贯钱可以在中原地区买下几十亩地了。可见，当时的嫁妆可真是高得令人咋舌，带着几十亩地嫁人，也才勉强合格而已。

当然，也不是每个宗族都能出个像范仲淹这样，有官当有钱赚还担忧着族里大事的人。多数地方，还是靠官府的力量，才让剩女们有了一线生机。很多地方意识到剩女的难题后，都对嫁妆问题进行了规定。比如，规定百姓家嫁女儿，嫁妆不得

超过某一标准，否则不仅要受到经济上的重罚，还得坐牢。

强制女子出嫁。如在晋代，女子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嫁人，否则官府要强行给她找对象。《晋书·武帝纪》(卷三)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要求，“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思是，女孩子到17岁了，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

去，地方领导就要给她找老公，逼其强行嫁人。

到了南北朝时，如果女孩适龄不出嫁，还犯法，家里人都要跟着坐牢，这就是《宋书·周朗传》说的——“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

官媒指定婚配。官媒，就是官府负责解决光棍男人婚姻配偶的专职人员，与今天发结婚证书的公务员在职能上有相同的地方，但权力更大，官媒通过强制手段给光棍找老婆，指定某女嫁给某男，纯是“拉女配”。

在清代就设置过官媒，因为男多女少，官媒油水很足，光棍们争着送“聘金”呢，没有送的就伸手向光棍索红包。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男女绕过官媒私下来往，玩私奔，官媒常在晚上“查墙子”。所谓的“墙子”就是小巷子、旮旯处等男女

方便私会之所。如果发现崔莺莺和张生那样翻墙私会现象，光棍男子往往会被官媒赶走。

支持寡妇再嫁。过去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的说法，且“好女不嫁二夫”，讲究从一而终。所以，古代让寡妇再嫁还是有难度的，为了使适婚男女比例平衡，在男多女少的地方，不论民间还是官府，对寡妇再嫁都持积极

的支持态度，而不是强调三纲五常，从一而终。

鼓励娶二婚女。与提倡寡妇再嫁相对的是鼓励男人娶寡妇，找二婚老婆。过去男人一般视娶寡妇为低人一等，所以，过去不只寡妇再嫁难，男子娶二婚女亦难。但是，任何事物只要看多了就好办了。习以为常之下，还会慢慢演变成一种社会风

俗。在古代的北方少数民族中，便不以娶寡为耻，特别是在家族内部，弟娶嫂、嫂嫁叔成了一种常规伦理。

五是三国时期的阮氏。阮氏是名士阮德尉的女儿，洞房花烛夜时，阮氏的模样吓得新郎——三国时魏臣名士许允拔腿就跑，阮氏一把拽住他。许允边挣扎边说：“妇有‘四德’(封建礼教要求妇女具备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种德行)，你

符合几条?”新妇说：“我所缺的，仅仅是美容。而读书人有‘百行’，您又符合几条呢?”许允说：“我百行俱备。”新妇说：“百行德为首，您好色不好德，怎能说俱备呢?”许允哑口无言。从此夫妻相敬相爱，感情和谐。

许允任吏部郎，所任用的地方官吏比如郡守，都是他的同乡，于是魏明帝派人把他抓起来。武士带走许允的时候，阮氏光着脚追出来，告诉许允，明君可以用道理去说服，不能求情。许允被抓后，家人号泣，阮氏说，不要紧，他很快就会回

来，然后煮了小米粥等许允回来。等到明帝审问许允用人之事，许允答道，为国选才，一定要了解他们。臣的同乡，是臣了解的人，

陛下可以考察他们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臣愿领罪。考察的结果，许允任用的同乡都称职，于是魏明帝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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