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吕遵谔先生讲旧石器时代考古课，是在北京周口店上的。本来这个课如果按照过去的授课方法，需要先在学校课堂讲授，再适当地实习一下。由于当时是1958年，正在大跃进时期，学术研究与正常的教学难免受到影响。当时提倡教育跟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我们与考古专业1956级的学长们一起到周口店参加发掘。我们是一年级的学生，还没有学习过旧石器时代考古，周口店的发掘现场就成了我们的课堂。而且恰逢国庆九周年前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便提出了“挖出中国猿人化石向国庆献厚礼”这样不科学的口号。

　　我们那时刚刚进入考古专业学习，对于考古学完全是新手。到周口店是在七月份。发掘队的队长是贾兰坡先生，吕遵谔先生任副队长。实习费用都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支出。由于我们一点考古经验都没有，实际上有点类似于这支发掘队的发掘工人。大家白天干活，晚上听课。在这个特定的学习环境里，给我们讲授旧石器时代考古课的都是非常好的老师，如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周明镇等资深学者。

　　1958年在周口店实习期间，王仁波(中)、刘一曼(左)打炮眼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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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的发掘方法，现在看来不见得合适。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只是挖，但猿人洞的上层有很多石头，特别硬，发掘的进度很慢，距离文化层也很远。有人觉得，这样挖太慢，肯定赶不上国庆献礼。于是提出考古发掘也要大跃进，思考怎样能够尽快挖到位于较深文化层中的猿人石器和化石。当时，不知道谁提出来，上层就用周口店附近烧石灰打眼、放炮的方法进行，以加快速度。

　　所以，我们的发掘工作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打眼、放炮了。先打眼、放药，然后赶紧撤离，点炮，放完炮，炸开石头，就去清理，这样倒是比较快。裴文中先生当时就指出，你们这样做不合适。但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发掘方法震动很大，会对遗址环境造成破坏。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烧石灰、采石灰、炸山的那种方法，体力消耗很大，同学们干活特别累，于是分成两班干活。56级同学很早来工地，干完以后他们先撤回去休息睡觉，我们班接着去上工，就这样赶工期，赶速度。挖到文化层的时候是八月下旬，但没有挖到猿人化石，大家多少都有点失望。谁知道，我们走了以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就在我们发掘的地点继续清理，挖到了猿人的牙齿化石。

　　当时有一件事情大家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郭沫若先生来工地视察。那天上午，郭老十点多就来了，轻车简从，没什么保卫，就他自己以及身边的秘书。郭老当时是中科院的院长，对考古特别有兴趣，跟贾兰坡先生很熟。那时我们班在工地，正好我在用小钩子挖动物化石，有很多鼠类牙齿。吕先生递了一个钩子给郭老，他跟我说“你教我挖吧”，就在我旁边挖起来了。郭老的性格特别开朗，一钩钩出老鼠牙来就风趣地说：“北京猿人还没除四害啊”。

　　郭老在这儿跟我们一起挖了一会，中午贾先生请他吃饭。下午两点多，大家都希望郭老能够给我们讲话，他说“好好好”。讲座就在周口店陈列馆的一个会议室，为我们两个班讲两个小时，没有讲稿，就跟同学聊天式的，讲他过去年轻时候的经历。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对大家的一些鼓励和希望。讲到高兴之处，他干脆不坐椅子了，直接坐在桌子上跷着脚讲。他是特别随和的人，讲得很有意思。郭老讲完以后，大家跟他合影。他当时也说，最好你们国庆前能够挖出猿人化石向国庆献礼，“只要你们一挖出来给我电话，我马上就过来”。

　　那一年，我们七月去了周口店，八、九月一直在那儿发掘，十月初就回到学校了。周口店的实习，是我第一次参加考古发掘，让我终生难忘。(刘一曼，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57级学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商周考古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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