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距今5000—4000年的良渚文化与东北红山文化并驾齐驱，使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发展到最高峰。良渚文化于1936年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1959年正式命名，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良渚文化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次胎黑土陶为主要特征，大量玉器出土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
　　
　　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良渚文化分布面远及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环太湖流域的36500平方公里，现已发现良渚遗址500余处。1995年浙江省公布的良渚遗址保护范围，位于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两镇，集中分布着135处良渚文化遗址点近42平方公里，称为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分布最为集中，文化规格和价值最高的地区，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预备清单。
　　
　　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遗址的核心区，是长江下游第一次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建筑水平最高的古城遗址，堪称“中华第一城”，其意义绝不亚于殷墟的发现。
　　
　　隐于山水间的王城旧都
　　
　　进入良渚，曾经的王城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历经岁月更替后留下的断壁残垣实证了这里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若以夏朝为中国文明史之肇始，中国文明至今约为4200年。而良渚文化遗址是一个带有完整古国形态的大遗址，它已形成了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普通聚落这种级差式的聚落结构，以及像莫角山这样的大型城址，加之汇观山、反山、瑶山这类出土大量精美玉器的祭坛墓地和大型城市防护工程塘山土垣遗址，无一不反映这里曾是一个生产力发达、城市形态完备的都城。
　　
　　回望五千年前，一队蜗居在良渚以南丘陵地带的土著居民沿着海岸向北迁徙。他们翻山越岭后，看到了一片水草肥美而又兼具攻守护卫的土地，这里北有高山作屏障，挡住了严寒；南有丘陵为依托，减少了外界的侵扰却又容得下阳光和暖湿空气，非常适宜居住。于是，部落首领挥舞了手中的钺，昌盛的良渚文化在此生根发芽。
　　
　　1992年，莫角山宫殿遗址被发现，这是一座四方形夯土建筑基址，高八米，面积逾三万平方米。由此，人们对良渚古城的建筑风格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可以想象良渚的王当年就站在这样一座地处山顶建于高高土台之上的草木结构的宏大宫殿前俯瞰自己的领地。
　　
　　考古发现，良渚古城遗址南北长1800—1900米，东西宽1500—1700米，总面积约3.07平方公里，古城总体布局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
　　
　　专家推断，古人在建城时显然对地理位置经过精心勘察和规划。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在石头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色粘土堆筑而成，城墙底部宽40—60米，现存较好地段高约4米。四面城墙的堆筑方式基本一致，从堆筑技术上反映了城墙的整体性。堆筑城墙的黄土和石头都是从外面运来的，当时建造这个城墙的工程量相当大。城墙内外均有壕沟，壕沟边缘有叠压着城墙堆土的良渚文化晚期堆积。
　　
　　玉器在良渚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没有了它，良渚文化便失去了华丽的光环。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巨大，形态繁多，种类齐全，加工工艺精湛，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据考古发现，良渚时期的玉器已非常发达，不仅种类繁多、琢磨精致，且纹饰华丽。专家们曾赞誉良渚文化玉器的工艺水准达到了“鬼斧神工般的超卓高度”，而纹饰则将新石器时期玉器的创作“推到了顶峰”。
　　
　　良渚玉器以琮、钺、璧最具代表性。玉琮象征神权，内圆外方，四面均刻有代表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是祭地时用的礼器；玉钺象征王权，形似斧头，体现了对生杀大权的掌握，如同权杖般被统领者持在手中；玉璧圆润精致，边沿厚实而孔小，不光选材和尺寸上有很大差异，用途也有所不同，有些用于装饰，有些象征财富，有些则被当作祭天时的礼器。
　　
　　玉器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属于贵族专用的物品，是富贵荣耀的象征，但因为存在数量巨大，普通人也有得到的机会，逐渐成为当时的一种流行装饰品。
　　
　　良渚，就像一块温润的玉，承天地五千年之精华后，愈发晶莹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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