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对史前人类基因研究的手段运用于历史时期呢？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从表面上看，几万年前的生物遗骸都能够研究，更何况数千年以来的文明阶段。其实，就科学研究而言并非如此。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种族是什么？民族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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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类原乡的想象，常常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从古到今，人们都在追问着同样的问题，也因此引发了千百年来人类聚散离合、兴亡废替的悲欢往事，乃至今日，世界上还不时冒起民族斗争的烽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种族的排他性往往和利益的独占性结合成为颇具煽动力的旗帜，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时时飘扬。

　　站出来回答上述追问，最早的是历史学家，他们试图根据对过去的记录和对家世的寻根，来证明家族、民族与国家的谱系。然而，人类有文字的历史其实是很短的，确凿是现代人类遗迹的历史，可以清晰述说的也就是数千年以来，而且，其中还包含着不少人为编造的成分。即使是不算太远的显赫家族，例如中国历史盛世的唐朝，其皇族的血统就是历史的疑团。虽然他们坚称出自陇西李氏，但是，杰出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却宁愿相信他们出自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更使得这个问题成为历史公案。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显然，要用数千年的文字记载再现数万年乃至更加遥远的人类历史，就像是拿着咫尺要丈量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实在是力不从心。

　　在近代，考古学蓬勃发展，从世界各地发掘出大量的化石，把人类起源的历史从数万年一直向前推进到数十万年、数百万年，更雄心勃勃地要迈向数千万年。然而，考古学有几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第一，古猿人和现代人的确切关系；第二，在地质环境重大变化中，人类的发展是直线性的吗？还是有过兴起灭亡的废替？第三，考古发掘的“物”是不能说话的，所有的考古话语，都是考古学者用其所知道的知识为古“物”立言。数万年的现代人，和数百万年的古猿人的历史相比，又显得过于短暂。对于仅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人类，每一万年的变化不啻沧海桑田，其间演进的每一个足迹，人们只是用想象的理论去推论和填充，就像是拿着银河来说地球，笼统得叫人茫然失据。

　　那么，是不是我们对于追寻人类起源历史从此失去信心了呢？不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将此难题先行搁置，甚至避而不谈呢？不行。

　　因为这个问题随时都要冒出来，追着我们要答案，想躲都躲不掉。

　　2009年，发现曹操墓的消息一经公布，马上掀起空前规模的大论战，真伪之争截然两立。这场争论的解决，已经超出了历史和考古的知识范围，它要求的是基于确凿证据的准确回答，不容许含糊其辞和随时可以腾挪转圜的推论。这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都是新的要求，也是极大的挑战。

　　我们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呢？我们要不要勇敢地承担起这个使命呢？哪怕前方有无数的陷阱，也要勇往直前。

　　复旦大学一批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热心学者，同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携起手来，尝试以遗传基因研究为基础，组成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团队，闯出一条学术的新路来，回应社会对于学术研究的要求，推动新学科的崛起。

　　用生命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在国内外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例如用基因研究几千年前的稻谷以追寻其发源地，联合国人类基因组计划试图描绘出现代人类在地球的起源和迁徙过程，凡此等等，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突破。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特别是生命科学飞速进步的今天，以前不敢想象的疑难问题，越来越有可能通过生命科学的研究而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复旦大学是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之校，从谈家桢院士以来数十年不断的开拓进取，复旦大学遗传学团队一直走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旦大学建立了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不但成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而且还是国际人类基因地理计划中东亚、东南亚地区中心，揭开了东亚人类遗传基因整体研究的大幕，迄今已历20年，采集了亚洲各地各个民族数十万例的基因样本，推动亚洲人类迁徙分布历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勾画出东亚各民族形成的图谱。

　　把生命科学运用于历史人类学研究，还得益于复旦大学悠久的人类学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吴定良教授发表了人类学分析的重要工具“相关率显著性查表”，让中国学者在国际人类学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为中国的人类学科奠基，他本人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人类学院士。20世纪90年代以后，复旦大学的人类学研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从体质人类学到分子人类学，人类学的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

　　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今天快速发展的技术让我们对于远古生命基因的研究大踏步向前迈进，基因提取的年代从几千年前跨越到几万年前，使得史前世界的生命历程得以确切展现。

　　构成生命的遗传基因中，Y染色体是代代相传的，其稳定性使得我们可以向前追寻我们的血脉远祖，直至远古洪荒时代；而生命繁衍过程中Y染色体链条上的异变点，使得我们能够区分出血脉延续中的支系房族，直至每个生命个体。运用基因Y染色体分析研究的技术，我们成功地推进了史前东亚人类文明形成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确凿证据，成为今后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数据。

　　能不能把对史前人类基因研究的手段运用于历史时期呢？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从表面上看，几万年前的生物遗骸都能够研究，更何况数千年以来的文明阶段。其实，就科学研究而言并非如此。历史时期的基因研究需要改变既有的方法和手段，提高检验的精确程度，解决实验技术和数理统计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且，人类文明时代留下大量历史记载，既是我们研究过程中的参考性证据，也对我们的研究进行严格的检验。然而，这一步是必须迈出的，哪怕前面是无人涉足的荆棘之路。很显然，曹操墓的发现以及后来引起的曹氏后裔基因调查，对于我们而言只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成为我们的航船驶向大洋的出发点。

　　于是，我们义无反顾地出发了，有喝彩，也有质疑。喝彩是激励，质疑是提醒。我们把条条质疑记录下来，归纳整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具体讨论，可以让我们在设计研究方案的时候把问题考虑得更加周全，集思广益。另一类则是对于新的分子人类学的不了解。这就提醒我们，不但要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勇于开拓，还要随时公布我们的进展和动态，更需要做好新学科的介绍。实际上，普及工作的难度并不亚于研究本身，有些在科学研究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原理，要让毫不相干的他人听明白，还要介绍得精确而不夸张，有时确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请。这或许是国内缺少专家撰写普及著作的原因之一吧。但是，这件事情十分重要。我们目前开展的工作是在开辟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犹如在科学道路上的长征，哲人斯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那就让我们边走边谈吧，从哪里说起呢：《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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