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有许多这样的妇女，她们没有文化、没有技术而又不甘守着贫困，她们渴望外面的精彩世界，她们禁不住诱惑，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此我只能说：她们的肉体堕落了，但灵魂是美丽的。

布谷鸟叫的时候，四月兰回来了。

我是在村头的老井边碰到她的。当时她正蹲在井边，纤纤玉指，在一篮子菜花里熟练地翻来翻去，指甲上涂着的血红的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是谁呀！这么好看的一双手？走近一看，是四月兰。她已脱胎换骨了，长长的披发掩映着一张粉嘟嘟的脸，腰身出脱的有模有样，该凸的地方凸出来了，该凹的地方凹下去了，红唇白齿，黛眉美目，一幅很时髦的样子。

“你洗菜呢？”我怯怯的问，话刚一出口，我就记起了我的誓言，于是我紧闭双唇，默不作声。她理了一下额前的头发，抬起头，见是我，脸上立刻泛起了一抹红晕，目光闪闪烁烁的流露一丝惊慌。接着沉默了一会说：“你还教书吗？”

我低声说：“还教着呢！”

“还四十块钱吗？”

我含含糊糊的回答：“嗯”。声音小得连我都听不见。

我和四月兰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从小我们一块玩耍，一块上学，一块长大。小的时候她常叫我三娃哥。邻居奶奶见我俩出双入对，玩耍默契，且她又象尾巴一样跟着我，便问她：“四月兰，你长大后给三娃当媳妇吗？”

她高兴的说：“行”。一块的伙伴们得了宝似的在我俩屁股后面喊“小俩口，小俩口”。我羞得无地自容，我不再和她一块上学了，她流着泪在老柳树下等我，老远就喊我三娃哥，我却认为她不该说是我媳妇，我不再理她了。从此，十几里的上学路，风风雨雨中，她总是独来独往，而在我的书桌里常莫名其妙地发现了烤山芋、大鸭梨等好吃的东西。

后来，我们长大了。我高中毕业后，在村里的小学当教书匠，而她却早早辍学，在家务农。一天她在村子里的桦树林里告诉我，她要出远门，去挣大钱，去见大世面。我沉默不语。她背对着我，靠在一棵粗壮的桦树旁，手挽着辫梢，脚尖在地上划来划去，脸上显出又羞又急的神情。

树林里，秋风呼啸而过，火红的晚霞把一切都涂上了忧伤的金黄。头顶的蓝天中，一排“人”字型的大雁凄厉的哀鸣着飞过，声音回响在寂静的山谷。

我嗫嚅着说：“你到那边给我写信吗？”

她莞尔一笑，转怒为喜，调皮地说：“那得看有没有时间，再说你想收到我的信吗？”

我忙说：“想，想得很。”

“那么我往哪儿给你写信呢？”

“你就写到咱小学吧！”

四月兰走了。走的时候是初冬，天很冷，我没敢送她。她穿着那身常穿的蓝底碎花夹袄，圆眼红布鞋，凛冽的风呼呼地吹着她额前的头发。她和春慧背着大包小包，一路欢歌笑语。这一切是我躲在柳树下看到的，我一直目送她们消失在小路的尽头。

四月兰走了，我失魂落魄，心里空空落落，我常站在校门口等着她的来信，甚至到二十里远的乡邮电所去打探她的消息。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她的信会突然而至放到我的书桌上。

寒暑易节，一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收到她的来信。而她的独眼老爹却一次次收到了从南方一个城市汇来的钞票，

500、1000数目不等。

独眼老爹佝偻着的腰挺直了，说话口气大了，动不动说我家四月兰如何如何有本事，如何如何孝顺，更重要的是她光棍哥哥娶媳妇了，家里盖起了耀眼的新瓦房。

村里人羡慕，眼红了，风言风语出来了。出外打工回家的黑蛋说：“四月兰在南方不是老老实实地下苦、干活，而是在一家歌舞厅坐台，当小姐，说透了就是当婊子。”

我知道后，气极了，那晚我对着天空中皎洁的月亮泪流满面，我发誓不再理她。

这次四月兰回来后，我只在井边碰到她。一晃三个月过去了，一天隔壁的尕柱，俯在我耳边，神秘兮兮的说，四月兰患了病，这阵子正和家里闹呢。再后来，我从她家门前经过时，听到她那独眼老爹的骂声：“你个烂货，丢底卖骚，在外面惹了一身病，回家给我找麻烦。”四月兰披头散发，坐在门槛上嚎啕大哭。

又是一个春回大地，映山红开遍田野的时候。我在村头的坝边碰见了四月兰，她涂着红唇，描着黛眉，脸上一层厚厚的脂粉，头发很乱，面色憔悴，有气无力的坐在埂上。

我的心一阵疼痛。

看着我走近，她慢慢地抬起头，无语，但泪水已流淌成了小河。过了一会儿，她抽抽啼啼地说：“你恨我吗？憎恶我吗？”

我没有说话。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她擦干了眼泪说。

“人生啊！”她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目光呆滞地望向远方的天空，接着，她慢慢地站起，蹒跚着走了。

第二天，四月兰死了，她死得静悄悄的，连一副上好的棺材都没有，只有一张破席裹着，埋在了离村子很远、很远的地方……

又过了几天，我所在的小学，突然收到了一笔不知名的捐款，全校师生欢欣雀跃，花白头发的老校长更是激动得嘴唇发抖，喜不能言。我看着那一行行隽秀的字迹，心灵被一种难以言明的苦痛所击穿。望着西山那灿烂如火娇艳无比的映山红，我陷入了怅惘……

乔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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