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雪峰
巷口的街上,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大众餐馆,蜂拥在这里的,多是一些拎着安全帽,挽着裤角的民工。
我家就在距巷口不远的地方,因为平时太懒散,早餐和晚餐很少做,所以常常就近到巷口的小餐馆里草草地吃一点。
有一天傍晚,我赶到巷口的小餐馆时,正值民工们晚餐的高峰期。我要了一个馒头和一碗稀粥,在店里找了两个来回,也没有找到一个闲置的座位来。已经熟识的老板娘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说:真不巧,没有座位了。然后又征询地笑着给我解围:要不,我让谁给你腾出一个座位来?我还没有来得及阻止,她就对着店角一个餐桌上的人叫起来:王大山,你端上碗去外边吃去!那个正埋头吃饭的人抬起头向我和老板娘望过来。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虽说赤着脊梁的身板看起来还很壮实,但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稀疏了。他局促地瞅了一眼端着碗的我,又瞅了正看着他的老板娘一眼,就端着碗站了起来,准备到店外去。我忙对他说:大哥,你坐吧,我到外面去!就抢着走到了店外。
外面的确已没有了坐的地方,但站着吃饭我又不太习惯,心里试了几次,终于找到了一个空隙,也像那些民工一样,端着碗蹲了下去。刚吃了几口,旁边一个民工和我搭讪:俺们这样习惯了,大兄弟这样蹲着吃真委屈了。我笑笑说:委屈啥呀,前些年在农村老家,哪顿饭不是这样蹲着吃的!
兄弟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旁边的几个民工高兴地说。有人说:怪不得呢,要不兄弟能来这样的破地方吃饭?有人说:咱农村出来的,就是跟城里人不一样。他们开始七嘴八舌地打听我的工作。我边吃边询问他们在哪个工地做活儿,工钱怎么样,能不能按时领到工钱。一会儿工夫,我们便熟络起来了。
后来,我也不再刻意避开那些民工用餐的高峰期了。去了,有座位就坐下吃;没有座位,就跟那些民工一样,一手端稀粥,一手拿着馒头,和他们蹲在店外边谈边吃。
深秋的时候,家里要装修房子,从城外拉回了一车细沙,要从楼下运到三楼去。妻子说,我找几个民工去,如今这民工要价狠着呢。不一会儿,她便带了几个民工过来。几个人也不说话,铲的铲,扛的扛,干了起来。妻子得意地低声跟我说:这一堆沙运到三楼去,别人家至少要掏五百呢,我砍到了三百。
我笑笑说:谁能狠过你啊!
沙子很快就运完了,几个民工边拍打身上的沙尘边往外走。妻子掏了三百元递给一个年龄稍大的民工说:大哥,这是你们的工钱。一个民工说,收一百吧。年龄稍大的民工立刻会意地笑笑说:对,不就一会儿的工夫嘛,一百元就不少了。
妻子和我都愣了。见我们发愣,一位民工忙笑着解释说:大哥不是经常和我们平坐着吃饭嘛。另一个胡须黑黑的民工也附和说:咱们都是打农村来的,要在咱们老家,这丁点的活儿,还收什么钱哩。
因为和他们平坐过?我愣了,妻子更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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