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始终装着一个“活命哲学”:没心没肺,能活百岁;心安理得,活着不累;心底一汪净水,哲理故事,没有过夜的愁,不生过夜的气,也就没有过夜的病。
人活毕生不容易,当然坏人活得更不轻易,人得给本人找乐子。我家养着几只小猫小狗,我给这些美丽、聪慧、洋气的小猫小狗起上一个个又土又俗的名字,一只波斯猫叫张秀英,两只小狗叫刘富贵跟二锅头,还有一个西施叫金大瘤子,客人听了没有一个不乐呵的。人就得这么活。
“文革”中,我被押在看守所里,用半截筷子在破了又补、补了又破的裤子上作画。“杠子队”一次次踩碾我的手,竟至用刀挑断我的手筋。可那时候我仍然十分酷爱生涯。看管所里什么都不,头顶上只有多少个蜘蛛。我天天看着它们织网,看着它们逮小虫子,看着它们长大,挺有趣。我进去的时候,大墙上只露出三片柳树叶,出来时小树已长成一棵大树;进去时,树上拴着一头小牛,我出来时,小牛生的小牛正在叫。出狱后,我感到什么都可恶,连卖冰棍的都觉得可亲。小动物喜人,小狐狸不狡诈,小老虎不咬人,虎头虎脑不虎心。
出狱后假如见什么烦什么,那恐怕就一事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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