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始终装着一个“活命哲学”：没心没肺，能活百岁；心安理得，活着不累；心底一汪净水，没有过夜的愁，不生过夜的气，也就没有过夜的病。
　　
　　人活毕生不容易，当然坏人活得更不轻易，人得给本人找乐子。我家养着几只小猫小狗，我给这些美丽、聪慧、洋气的小猫小狗起了一个个又土又俗的名字：一只波斯猫叫张秀英，两只小狗叫刘富贵跟二锅头，还有一只西施叫金大瘤子,近义词。客人听了没有一个不乐呵的。人就得这么活。
　　
　　“文革”中，我被押在看管所里，用半截筷子在破了又补、补了又破的裤子上作画。“杠子队”一次次踩碾我的手，甚至用刀挑断我的手筋，可那时候我仍然十分酷爱生涯。
　　
　　看守所里什么都不，头顶上只有多少个蜘蛛，我天天看着它们织网，看着它们逮小虫子，看着它们长大，挺有趣。我进去的时候，大墙上只露出三片柳树叶，出来时，小树已长成一棵大树；进去时，树上拴着一头小牛，我出来时，小牛生的小牛正在叫。出狱后，我感到什么都可恶，连卖冰棍的都让我觉得可亲。小动物喜人，小狐狸不狡诈，小老虎不咬人，虎头虎脑不虎心。
　　
　　出狱后假如见什么烦什么，那我恐怕就一事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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