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28日，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的福盛楼饭馆先后进来4个人。他们一边小声谈论，一边开始寻找僻静的座位落座。还未入座，便见一人匆忙出去，4人并未在意。点好菜后继续谈论。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匆忙出去的人与另一个人进了餐馆，坐在了另一桌。坐了不到三分钟两人又匆匆离去，离去前仔细辨认了一下4人的脸。过了一会，两人再次折回饭店。4人感觉事情不妙，一人去结账，招呼另3人先走。其中两个人到了门口就被叛徒陈建文带领的国民党特务捉住了。另外一人因为喝了口茶耽搁了一会，趁乱逃脱。结账者见形势不妙，机智地从后门逃脱。这4人，结账的是贾拓夫，被捕的是杜衡、箫章，他们都是当时中共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喝了口茶侥幸逃脱的便是高岗。他们在福盛楼开会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行动计划等问题。杜衡被捕后不久叛变，而因为喝了口茶的偶然，高岗侥幸逃脱。逃脱后高岗代表陕西省委去了陕甘边，而陕甘边之行成为了高岗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由于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在1933年6月初到8月初的短短两个月时间内，陕甘边的党和红军损失惨重，陕甘边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此关键时刻，8月14日，陕西省委代表高岗、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泰吉、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陕甘边特委负责人习仲勋、张邦英等，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耀县游击队队长王伯栋、政委张秀山等西北地区党政军代表在陈家坡召开会议，研究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力量如何统一行动、怎样创建主力红军的问题。会议就是否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高岗力主将分散的小股革命武装力量统一起来集中行动，坚持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方针。经过通宵达旦的讨论，会议最终以高岗为代表的、主张统一行动的意见达成共识，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此次党政军联席会议，对重建红二十六军起到了重大作用，也为高岗后来在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成为西北根据地代言人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的基本观点一直认为，应该触动私有财产，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一点上，他对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的一些言行是不满的。他说：“‘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在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高岗始终跟随毛泽东的思路，得到了毛的欣赏。

　　“刀下留人”

　　1935年，正当西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进入关键时期，王明“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9月下旬，陕北“肃反”拉开帷幕。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不久，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高朗亭在内的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紧接着，200多名为创建西北根据地出生入死的优秀同志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恰在此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吴起镇听闻了西北苏区“肃反”的消息。他们立即派遣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和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刘志丹等人。在陕北苏区“肃反”的情报被证实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毛泽东及时的电令拯救了刘志丹、高岗等人的性命。巧合的是，中央红军决定开赴陕北，国民党的一张报纸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35年，在张国焘采取分裂行动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但是，北上去哪里?9月，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在甘肃哈达铺缴获了几驮书籍和报纸，而其中的一张报纸上恰刊登有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并且还有“匪区”略图，毛泽东兴奋异常。第二天，中央红军即向陕北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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