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灵魂深处，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是父亲那次头顶草末去我学校的情形。

　　父亲是个农民，识不得几个字，一辈子靠弄田种地为生，从未出过远门，甚至连县城去的次数都极为有限。他和母亲在家乡那“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的盐碱地上拼死拼活地劳作着，用心血和汗水养育着我们兄弟五个。哥哥、姐姐们一个个长大成家后远走他乡，读高中的我便成了父母心中最大的目标和希望。

　　1994年，我终于不负众望，考进了黑龙江大学，成为我们村建国来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被汗水和劳累浸透了一辈子的父亲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是，我上大学的第二年，久病缠身的母亲便离开了我们。看着四壁空空的家和不时登门的债主，父亲郑重地对我说：“军(我的小名)呐，安心上你的学，别瞎寻思家里的事儿，这跟你没关系，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供完大学。”

　　话虽这么说，可穷人家的日子是难熬的，穷人家张罗点儿钱更是难上加难。父亲接连张罗了七天七宿，找过了所有的亲戚，求遍了方圆上百里能够求的人家，最后才以4分的高利抬到了600块钱，把我送上了返校的客车。

　　回到学校，我停止了早餐，每天午晚两餐也只吃两个馒头和5毛一份的咸菜，手掰手计算着怎么省钱。可就在我省吃俭用捱过了大半个学期后，一场大病却突然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整整半个月，虽然在同学们的精心照顾和全力帮助下我恢复了健康，可大家垫付和借给我的钱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试过了可以想到的办法寻求帮助无效后，我第一次流着泪给父亲寄出了要钱的信。

　　两周后的中午，我下课刚刚回到宿舍，门一响，一个衣着寒酸的农民推门走了进来：“赵守玉是住这屋吗?”

　　“爸?!”来人竟是父亲，我顿时愣在了那儿。

　　“哎呀，你们学校可真大，找你可真不容易。咋样?病全好了?”父亲说着摘下了头上戴的狗皮帽子。我清楚地看到：父亲的头上竟然粘满了草末。

　　“好了，全好了。”一种怕人嘲笑的羞辱感油然而生，我急忙把父亲拉坐在床上，“你怎么来了?”

　　父亲仿佛没有意识到我眼神中的变化，他仔仔细细地看着我，最后放心地点了点头：“好，全好了就好。”说着解开棉袄，把手伸进怀里，抖抖地掏出了一个已辨不出颜色的手绢包。父亲打开手绢，里面露出了一叠钱。

　　“这一段凑钱不太容易，晚了些。这是3000块，快还给你那些同学吧。”父亲说着，眼里流露出了一种异样的光 1 2 3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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