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快到了，雪象?片一样铺天盖地的下着。山上没有了树，河里没有了水，雪将山打扮得臃肿丰腴，河水被装扮成了镜面，眼目所及的是刺眼的白。

　　父亲坐在炕洞边，吧嗒吧嗒抽着旱烟，闷着头烤火，母亲坐在炕上拧着拧车，做着纳鞋底的麻绳。不知是父亲的旱烟味还是炕洞里的柴火味，母亲被熏得不时打着喷嚏。

　　我和三个弟弟在场院里堆雪人，小妹就不时的过来捣乱，把刚堆好的雪人推倒，自己先哈哈大笑，红红的小脸蛋上挂着清鼻涕，小弟就呵斥她。破烂的棉裤露在外面的棉絮跟雪是一样的白。

　　“快过年了，娃们的连个新衣裳都没有，这倒咋弄呀?”父亲低沉的声音和喷出的浓烟一块向母亲袭来。

　　“有啥咋弄的，没衣服穿，年还不过了?”母亲拧着麻绳平静的应声，咯咯吱吱的拧车声和母亲的声音一样好听。

　　“老大和老二还能搞，老三、老四和碎女子总不能穿着烂衣服过年吧?”父亲还是低着头抽烟，声音沉沉的。“没衣服还待到年这边，不过去了。”母应。

　　话不投机，父上炕躺下了。母亲听着呼呼地酣睡声嗔怪道：“死鬼，你还能睡得着?”我和弟妹们玩累了，疯够了，吃完晚饭，挤大饼似的在炕上睡着了，父母的忧愁我们看不见。

　　七十年代，中国农村都很贫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个家庭里如果子女多，那日子就更凄惶了。我都快十岁了，还从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是从爸的旧衣服里让妈给改做的，弟穿哥的，妹穿弟的。一个馍，我拧一蛋儿给弟，弟掐一块儿给妹，兄妹几个拧来掐去还剩大半个，随后就递给爸妈，爸妈浅尝辄止，又递给我们，我们就毫不客气的瓜分了。

　　夜深了，母亲放下拧车，起身下炕，走到堂屋墙根儿的大板柜前，掀开盖子，从里面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袱，放在炕边;然后又上楼搬下一个纺线车，放在包袱旁，从包袱里取出一大堆棉花，将棉花在筷子上捻成眼子，再将眼子纺成线;线如丝一般卷成锭，碗口那么粗，线丝粗细均匀，白的如门外的雪，一圈圈的缠绕着，亲密无间。

　　父亲眼睛里有了一丝坦然地笑意，里里外外的忙乎着：担水呀、劈柴呀，用白灰水刷着土墙，用笤帚清扫屋里的灰尘，张罗着过年的架势。父母亲从楼上搬下了一台黑咕隆咚的织布机，有两米多高，机子是用硬杂木做的，笨重、结实。机器有年代了，油漆已斑驳脱落，灰尘很厚，各铆节由于缺油吱吱啦啦的响。

　　母亲用抹布上下擦着，然后用筷子蘸点豆油打在各铆节上。等一切收拾完毕，她就将线锭一排排安在织布机上，脚踩着踏板，两手交换梭子织起布来，织好的布象雪球一样越积越大。卡塔卡塔的织布声和着父亲的鼾声象很好听的音乐，催得我们香梦甜甜。 1 2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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