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大学时同级的老乡。第一次老乡会上，他放量豪饮，谈笑风生，像所有爱交际又有亲和力的北方男生一样，初次相识就和所有师兄师姐们相谈甚欢，还像新生发言人一样，频率极快地问了很多关于校园生活、学业、出国、职业规划的问题，充满期待。我第一次觉得，有些人是天生具有领袖气质的，而像我一样默默坐在桌角的，可能生来就是被领导的人。
　　
　　后来常在校园里见到他，永远活力充沛、自信从容。他喜欢穿有很多口袋的裤子和干净的格子衬衫，边走边听耳机，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直在为出国而发奋学英语。
　　
　　在大学校园，他充分释放了他的能量，各种社团都有他的身影，还救活了垂死的英语角，并且招兵买马，成立了环保自行车协会，时常蹬车远游。
　　
　　还在大一，一个5月的傍晚，夕阳下的操场，他把他喜欢的女孩指给我看，典型的南方女孩，安静中有点俏皮。提到求爱攻势，他得意地笑，初看是羞涩，其实是不在话下的自信。不久，校园的法国梧桐下，就经常有他和女孩出双入对的身影了。
　　
　　那年他拿了班上第一名，轻松评上奖学金。大学生活对于他只能用如鱼得水来形容，以至于他出事后很久我都不能相信——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自杀？
　　
　　大三冬天，消息来得太突然，各种捕风捉影的传言都有。
　　
　　一开始，是他宿舍经常有一些小玩意儿丢失，不是一小包皂粉，就是小半块肥皂，或者是马上要见底的洗发液。大家偶然撞开他的柜子，发现那些遗失了的东西竟然安静地躺在他的柜子里，所有东西都和遗失时一模一样。男生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是顺手牵羊，也不是爱占小便宜——他的家庭环境太优越了，他所有用品都是最好的，家里还早早准备了他出国的费用，典型的有权有钱有背景的优质男。
　　
　　那时，“强迫症”等词汇已经流行了起来，男生们自然想到了这是心理问题。他们静静合上柜门，悄悄把问题报告到系里，然后心照不宣，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午后，他被请到系里，跟他谈话的是非常欣赏他的辅导员。我相信这个老师以前是真心欣赏他，那一刻也是真心想帮他，但谈话没有进行下去。他什么都没说，没有解释，没有为什么，没有怎么办，只是沉默。
　　
　　谈话未果，系领导想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给他一个小小的处分，内部的，不公开。我一直觉得这个处理武断了些。一点点，哪怕再多一点点努力，可能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
　　
　　由于他不配合，处分决定很快下了。他依然沉默，早出晚归，听耳机，泡图书馆，只是没有再和女朋友出双入对。大家以为他默默接受了，直到有天室友在他书柜夹缝里发现了一整瓶安眠药，他们庆幸在他积攒够离去的勇气之前发现了这瓶药。当他积攒够的时候，瓶子里的药片被换成了维C银翘片。再后来为了躲开熟人，他到一家购物中心的休息区坐了一下午，然后割了腕，被眼明手快的保安救了过来。
　　
　　系里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通知了他家里人，建议带他回家休整。他哥哥从千里外赶来，把他接回去休学。火车票是第二天的，但他执意要早早离开学校，和哥哥提前住到火车站附近。那天深夜，哥哥熟睡时，他在那家酒店纵身跃下，从24层，落到了4层的雨檐上。
　　
　　那时的我，只知道用好坏来甄别喜欢与厌恶的人，他的出事在我的心里触发了一场地震。自此，我开始明白，人不是只有黑和白，还有灰，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
　　
　　多年之后，我在生活的疲惫里真正体会到，压力之下，每个人都有内心的隐秘，它们躲在每个人内心的暗室，成为不能说的秘密，慢慢成了心魔，或者被放大，或者被扼杀。据说，我生活的这个城市，近10%的人有心理问题，很多人看似光鲜，却内心孤单，在不同角色的面具下努力表现得优秀，但脆弱的神经可能真的连一根稻草都禁不起。
　　
　　心灵需要出口，只是他没找到。时至今日，“弟弟”这个词，应该还是他哥哥心头的一道疤，时有隐痛。我一直在想，其实他是渴望回归的——为了断裂的信任和破碎的尊严，死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回归，一切丑陋的全部归零，一切美与善重新开始！
　　
　　真的，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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