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成名万骨枯，那些为战争牺牲的无名英雄不容忽视。
　　
　　亿万普通国民的战死和牺牲虽无声，却更富于震撼的力量。在欧美民主与民族主义政治的生态下，国家不能对这种关系全民的牺牲漠然置之。
　　
　　喜爱战争史的人的一个兴趣焦点，就是对英雄的崇拜。在你死我活的极端搏杀中，这些超级战争英雄的事迹连同其英名，长久被人们记忆。这很容易使人们忽略一件致命的事：在人类经历的各种战斗中，这些英雄毕竟是极少数幸运的武士，而在他们的名字背后，则是数以亿万计的不知名的战士，以及他们不知何处招魂的战士。
　　
　　1920年11月1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两周年的纪念日，两场奇特的葬礼几乎同时举行：一场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一场在巴黎的凯旋门下，英法两国同时以最高的国葬礼仪，安葬了两位战死者。他们并不是声名显赫的战争英雄，而是一战上百万战死者的代表——两位无名战死者。在惨烈而广大的作战地域，参战双方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分布在各种战壕和堡垒里。当笨拙的集团冲锋发起，敌人重炮轰击、机枪扫射，脚下则是无处不在的地雷和难以攀越的龙式铁丝网。在这种弹雨和火网中，无数战士瞬间捐躯，被炸成齑粉。他们最后以失踪者的名义被登记在冷冰冰的薄册上。据战史学家统计，在一战的800万战死者中，几乎有近一半人或者找不到尸体，或者找到了尸体却无法核实身份。
　　
　　自拿破仑率先推出全民现代兵役制度，战争再也不是过去部分贵族和自由民雇佣兵的特权，而成了一件与社会中每个公民有关的事情。战争是民族国家之间全民和全体的对抗，因此，不仅适龄的男子有响应国家召唤去战斗和牺牲的义务，即使女性，也要以自己的方式，或直接参与战场工作，或参与后方生产，为战争作出贡献。至于老弱幼儿，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战争：他们要忍受敌人的轰炸，以及战争造成的饥荒、疾疫与乱世的各种生命悲剧。
　　
　　与发动战争或造成战争的大人物，以及那些在战争中大出风头的英雄相比，亿万普通国民的战死和牺牲虽无声，却更富于震撼的力量。在欧美民主与民族主义政治的生态下，国家不能对这种关系全民的牺牲漠然置之，因此，在国家举办的战死者纪念活动中，无名战死者总是处于中心的位置。一战刚结束，英军一位随军牧师就向政府提出建议，希望挖掘一位战地无名战死者的尸体，将之移葬到英国政教权力的象征性中心——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入口处。该教堂是英国国王加冕之所，也是历代英国国王安息之处，于是，有了1920年11月11日的葬礼，王室成员、英国国教大主教、首相和各阶层民众共同参加。无名士兵尸体被安葬在大教堂入口处，上方镌刻着铭文：“他被安葬于诸王之中，因他尽善于神和家园。”与此同时，安息号凄厉，礼枪鸣响，另一位无名战士被葬于巴黎凯旋门下。
　　
　　在欧美等国，这一军礼葬仪实为惯例。在华盛顿、莫斯科、布鲁塞尔等各国首都，往往最庄重和中心的公共生活场所，都有最高规格的无名战士墓地。这些墓地庄重肃穆，常年由国家礼仪部队担任护卫，一般都有常年不熄的祭奠圣火，象征人们对战死者永久的怀念。由此产生了一种最高规格的常见外交礼仪：当一国元首到访一个国家，往往会安排到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或花篮，以示己方和平的外交诚意，并借此对到访国人民的牺牲精神、英勇业绩和历史功勋致敬。
　　
　　对无名战死者的纪念绝不仅是对死者牺牲的记忆，它之所以打动人心，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虽然绝大多数战死者默默无闻，但正是这些人忍受着战场的血泪和苦难，以自己微弱孤单的生命与奋斗承担了战斗的任务。当他们默默战死，他们身后是遍布国家的无数望穿泪眼，是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儿子的父母，以及将度过没有父亲肩膀的孤儿孤女！对于历史的旁观者和国家，他们只是一个小小零头中的数字，而对于他们的家庭和亲友，他们则是整个世界，所以，国家、社会、后来者，特别是那些现实中掌握战争与和平钥匙的人，应该真诚地纪念他们，由此更真切地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含义，更谨慎地参与现实中决定战争还是和平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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