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亲手将高考考卷上交的一刹那，就知道过去那一整年的高三时光都已经回不去了。有股淡淡的解脱感，同时，也对接下来等待公布分数的日子有些不知所措。
　　
　　那时，并非在意到底要去哪里，或者能去哪里，而在于从小常听到的一句恐吓话在作怪，那就是：“社会很残酷，你长大就会懂的。”想要丢钱给一个乞丐，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以后你不好好读书，也要这样子了。”去上个厕所，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你高考没考好，就和那个扫厕所的阿姨住在一起了。”真的没有考好，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你抓紧把这几个证考出来，不然以后连洗厕所的工作都找不到。”谈个恋爱，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不好好工作混个房和车，哪有姑娘肯嫁给你。”
　　
　　在恐吓话里长大的中国小孩，都会不自觉地为社会加上如此的修饰语：“残酷的社会”“残酷的青春”。熏陶久了，真的相信，即使现在并无概念，或许真如大人所说，长大就会懂。而问一个欧洲小孩：“你觉得长大后，要进入怎么样的社会呢？”往往答案却是：“有趣的、各式各样的、好玩的社会。”对于“残酷”二字，他们根本没有概念。
　　
　　在荷兰留学的第一年，给一个英国家庭当保姆，照顾两个孩子。他们需要我的时候都是在周末。夫妻二人工作都很忙碌，家里一共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的男孩，一个一岁的女婴。他们住在郊区一栋温馨的小屋里，每次去要转两次电车，但那是我最享受的工作。
　　
　　小婴儿我只需要换尿片、哄睡觉、喂那些婴儿罐头类的食品。而小男孩是一个标准的《星球大战》电影迷，每一次去，他都会让我坐下来陪他将电影从头看到尾，或者他披上星球大战的斗篷，手里拿一把光剑，和我玩角色扮演。他也喜欢和我一起打电子游戏，当然，还是星球大战的。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就问他：“你有什么梦想？”他似乎早有准备，早就想清楚这个问题了一般，立刻说：“长大以后，我要和你一样！当一个保姆，陪小朋友一起看《星球大战》。”听到后，我哈哈大笑。当他母亲回来，我讲了这件事情后，她竟然对小男孩笑着说：“好啊！加油，那至少你要把自己弄干净了，才能去照顾别人。”
　　
　　我从未在好友或者认识的任何一个欧洲家庭里，耳闻或目睹过任何与“恐吓”相关的故事。倒是听说过在荷兰有圣·尼古拉斯（荷兰传说中的圣诞老人，每逢11月中旬他便会从西班牙来到荷兰）的传说，平时不好好吃饭睡觉的“坏小孩”，受到的“恐吓”就是被圣·尼古拉斯装进袋子里送去西班牙，听着总觉得是个免费旅游的好差事。或者在西班牙的儿童节（三王节），“三王”就不来家里喝牛奶啃胡萝卜，更不会留下礼物了。
　　
　　在恐吓教育下，我们看到的世界投射了一个不一样的形状：在这个社会，好好读书，就要什么有什么了。
　　
　　有个中国小孩写信给我，问：“这个社会既然那么残酷，为什么要长大呢？姐姐，我一想到这儿就好悲观。不想进入社会，不想长大，也不想在这样的世界活下去。”本来想回信给他，列举出一系列社会新闻里的好人好事，还有温暖人心的平凡人和小故事。但刚一落笔，自己就愣住了。这个社会残不残酷为什么还需要证明？我就是社会，他就是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我们即便并非社会的现在，但也决定了其在将来的模样。
　　
　　高考结束了，要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朝天空大吼：“自由万岁！”考完了就考完了，分数该怎样就怎样，去哪里已经未必重要了。好好地去谈场未必有结果但会令自己成长的恋爱，和好友三三两两背包去旅游，有大把时间就看看书、听听音乐，参加些有意思的社团而不是宅在家里，关心粮食问题和经济走向，读些社会新闻，做到不义愤填膺地冲动，也不麻木漠然地无视，能够辩证地看问题。
　　
　　长大后四处行走四处生活，才发现书读得好未必那么有用。懂得认真去做事情，举一反三，真诚关心别人，内心善良，无论做什么事，到世界的任何角落，都会过得非常好。这个“好”，指的不仅仅是成功，而是活得真心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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