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履职以来，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气象为之一新。其中，最能令老百姓感受到换届变化的，当属改进作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遏制“舌尖上的腐败”，到打击“车轮上的铺张”，一场反对公款浪费的战役全面打响。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行勤俭、反浪费早已成为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修身齐家，则有“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针一线恒念物力维艰”的教诲；治国平天下，则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规劝。翻开历史，不少君主曾经推行节俭，却最终陷入俭始奢终的周期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其中的历史原因、深刻教训，值得思考，更值得借鉴。
　　
　　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朝宋武帝刘裕素以倡导节俭著称，史书称“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刘裕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严格要求诸皇子保持节俭品德。刘裕将卑微时躬耕所用的“耨耜之具”一并收藏，他驾崩之后，宋文帝刘义隆一次偶然看到，感到“色惭”，近侍之臣趁机进谏说，太祖正是为了让陛下睹稼穑之艰难、知先帝之至德。用心之深，令人感慰。
　　
　　然而，效果却并不如意，刘裕在世时，子弟生活已日趋腐化，其弟荆州刺史刘道怜，“贪纵过甚，畜聚财货，常若不足”；刘裕去世之后，刘氏皇族更是快速滑向奢侈，刘裕之孙孝武帝刘骏看到刘裕精心留下来的生活器具，竟称刘裕为“田舍公”，不屑之情，溢于言表。武帝之俭，二代而绝。
　　
　　隋文帝杨坚同样崇尚节俭，有一次看到太子杨勇佩戴装饰，遂语重心长地训诫说，自古帝王未有好奢而能长久的，你是储君，当以俭约为先。杨坚如此看重节俭品德，将崇俭抑奢作为选择接班人的重要标准。当时的晋王杨广探知其意，开始经营节俭形象，以与杨勇逐鹿太子之位。
　　
　　文帝尝幸其第，杨广将美姬隐匿于别室，唯留老丑示人，又改屏帐为粗布，绝乐器之弦，故意不拂去尘埃，让人感觉经年不用。文帝见之，果然认为杨广勤俭节约、不好声色，“由是爱之特异诸子”。然而，似俭何曾俭、云勤未必勤，杨广最是穷奢极欲、好大喜功。文帝之俭，一代而绝。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不久，也以节俭治天下。先下一道诏书，销毁金银器玩，以供军国之用，接着又下一道诏书，规定百官服带，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更规定自今天下不得采珠玉、织锦绣。两道诏书，不仅销奢侈之物、明节俭之志，更是对官员服饰按照品级做出严格规定，以俭治国可知矣。
　　
　　然而，两年之后，有胡人说海南多珠翠奇宝，李隆基就命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偕往求之，自己立的规矩，自己又来打破，幸而杨范臣犯颜直谏，李隆基适才“遽自引咎”。欲望之于制度，如惊涛拍岸、水漫金山，但像杨范臣这样的骨鲠之臣却并不常有，于是李隆基在一步步突破自我规定中走向奢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感叹道：“始欲为治，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明皇之俭，不过数年而绝。
　　
　　封建帝王崇尚节俭，为何总是陷入俭始奢终的周期律？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力不受制约，道德自律在膨胀的欲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倒可以模仿阿克顿勋爵的那句名言，权力导致奢侈，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奢侈。
　　
　　更何况节俭日久，还会产生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节俭悖论”。节俭的结果是财富积累、国库充盈，这在客观上又会刺激奢侈欲望。生于深宫之中的公子王孙，会感到疑问，节俭带来的繁荣，如果不是为了享受，又是为了什么？这就与近日微博上一位官员的反问具有同样的逻辑：不为贪污，当官干什么？所以，权力可以世袭，但是节俭却难以传后。
　　
　　走出反浪费的历史周期律，就要回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中的那句名言，“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就要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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