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酷夏，周静终于等来了自己的高考成绩——666分、全市第三。对于生在山东农村的周静来说，这个分数，总算是为自己多年的努力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三年里，读书几乎是周静的全部。每天5点多起床开始自习，之后晨跑，7点多开始早读、上课，中午一般会小憩一会儿补充一下睡眠。为了挤出更多学习时间，她中午就买好晚饭，利用课间随便吃点儿晚饭后继续上晚自习。因为长期吃冷饭，落下了胃痛的毛病。晚上，在室友都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她都还会蒙着被继续挑灯夜读到将近2点才会睡去。
　　
　　周静的枕头底下，一直放着一本在高二时候买的叫做《清华北大不是梦》的书。它既是她的精神依托，也是她的“座右铭”。“有的时候复习到深夜，四周同学都已经熟睡自己却还要继续复习，有时候也想放弃。”每到这种时候，她都会把枕头底下这本书拿出来，看着书上未名湖畔的景色，看着自己向往的地方，斗志就会再次燃烧起来。
　　
　　欣慰的同时，周静也陷入了迷惘。她的成绩离清华北大的录取线还有距离，而除了它们，周静甚至不知道国内还有哪些学校算是好学校。
　　
　　近年来出台的各种政策都在为寒门子弟提供更多进入名校的机会，但寒门子弟们，还有更多的困惑。
　　
　　无法避免的差距
　　
　　有统计称，北京大学20年来农村学生比例从30%滑落至10%，清华也曾有连续5年里79%的国家级贫困县没有学生考入的纪录。对于寒门学子难以考上好大学的情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所回应：“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今年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
　　
　　今年3月10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教育部将从三个方面确保实现总理提出的上述目标：第一，扩大增量，继续实施好专项计划，扩大招收贫困地区学生的数量，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上重点高等学校；第二，调整存量，要求部属高校和自主招生的学校都能拿出2%的比例，面向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目前自主招生数量大概40万名学生，2%约为8000人；第三，要求所有地方高校、特色高校都能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向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倾斜，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到重点大学学习。
　　
　　这些政策都是为了让寒门学子有更多机会。但即便名牌高校里的寒门学子真正多起来，还有另一个问题难以回避：“读书真能改变命运？”
　　
　　读小学时没有出过村，读初中时没有出过镇，读高中时没有出过县；直到被复旦医学院录取，去上学的大巴上才开始说普通话……回忆往事的是河南信阳人王军，和周静同一年考进大学，现在是大四学生。
　　
　　为了让自家的两个儿子安心考学，不至于成为“留守儿童”，王军的父母在好几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像大多数同村人一样外出打工，而是留在家里务农。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儿子们都很争气，大儿子考上了大专，王军更是上了复旦。
　　
　　但是，上大学之前的生活经历，让王军在进入复旦后感到很不适应。“学校的社团非常多、活动琳琅满目，但是文艺、体育等等这些东西我都没接触过，感觉和自己完全没关系。”城市同学见识的广博让他羡慕。医学院的学习任务本就非常繁重，再加上没有什么特长，王军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埋头读书，“做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就行了。”
　　
　　在王军入学的同一年，来自山东一个农村家庭的周静考出了666分、全市第三的成绩。父母在当地的工厂上班，父亲的腿受过伤，工作不怎么稳定，一家的收入刚刚能维持生活。生活条件虽苦，但父母对她的学业全力支持。
　　
　　高考分数算是为自己多年的努力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但这个成绩离清华北大的录取线还有距离，而除了它们，周静甚至不知道国内还有哪些学校算是好学校。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广大的贫困农村学子中普遍存在：高考结束了，却不知道该怎样选学校、选专业。
　　
　　拿到分数，周静陆续接到不少高校的电话，其中包括复旦大学。问了身边的同学周静才知道，复旦也是全国名列前茅的高校。复旦大学通知周静到济南面试，在此之前周静连县城也没去过，面试的费用还是父亲从亲戚那里借来的1000块钱。
　　
　　周静最终成功地进入了复旦大学，那时她对上海的了解，只有“东方明珠”和“消费水平很高”。
　　
　　父母在当地的工厂上班，父亲的腿受过伤，工作不怎么稳定，一家的收入刚刚能维持生活。生活条件虽苦，但父母对她的学业全力支持。
　　
　　因为不认识路，周静父女俩第一次去复旦打了车，这一趟花了70元钱。由于两人是在统一报到日之前抵达的，学校的宿舍还没安排好，他们在复旦周边找了一个便宜的小旅馆，住的房间是地下室，特别潮湿。当天晚上，父亲水土不服，出现了头晕呕吐的症状。看着面前虚弱的父亲，周静开始为将来的生活担忧。
　　
　　机会与改变
　　
　　每年随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起寄送到新生手中的入学报到手册中，都会附一份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凭着这份表格以及院系、学校的认定，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可以向学校申请助学贷款、助学金以及各种困难补助。但是周静并没有将那份调查表带来。她担心，被贴上“家庭经济困难”的标签之后，会招来他人异样的目光。“心里带着这份担忧，再加上周围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上来的非常优秀的学生，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卑感涌上心头。”她心里开始形成了一道坎，把自己与周围的人隔离了开来。
　　
　　辅导员多次找到周静谈心，帮她解开心结。最后，她选择了接受学校的帮助。每年3000元的助学金对周静而言，作用十分关键。
　　
　　2006年入学的李明一开始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寻求帮助。他的父母共生养了五个孩子，父亲多年来一直身体不好，而在他考上大学之后，病情加重。李明大二那年，因为经常要请假回家探望父亲，辅导员得知了他家里的情况，建议他申请助学金。父亲后来病逝，这笔资助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帮助非常大。
　　
　　接受助学金之后，周静加入了复旦大学本科生助学成才家园。在那里，周静结识了很多与自己的情况类似的朋友。相似的经历让他们彼此之间更能够敞开心扉，而各自的故事也是相互鼓舞的一种动力。“其实一开始我是挺排斥这个地方的，但是后来我收获了很多，找到了情感支持和归属感。这里也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在接受帮助的同时更可以帮助别人、传递爱心，让我觉得自己也是生活的强者。”
　　
　　据复旦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薛海霞介绍，复旦大学本科生助学成才家园成立于2008年，鼓励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自我参与、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从而充分实践学校的“双助理念”，提供成才辅助的平台。家园给他们提供各种培训，例如会教他们如何在公众面前做好一个展示，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也会组织支教等公益工作，将社会的正能量传递下去。
　　
　　大二时，周静成为一个学生组织的核心骨干，这对她而言，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她逐渐发现自己很喜欢学生工作，于是加入了复旦大学“人才工程”预备队。“我挺想当一名辅导员的。”周静说，“我接受了别人的很多帮助，我想将这份感动传承给更多人、尽可能帮助更多的人。”
　　
　　同样是大二的那一年，一个免费赴墨西哥交流的机会摆在了周静的面前。“对当时的我来说，一个是家庭的条件不允许；另一方面，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会出国，那是一件太遥远的事情。”幸运的是，在院系推荐的四个人中，周静获得了这个机会。在墨西哥交流的日子里，每到一处周静都会拿出笔记本记下沿途的点滴见闻。虽然交流的日子还不到一个月，但是带给周静的震撼是无以言表的。
　　
　　薛海霞告诉记者，2010年起，复旦大学开展了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赴境外交流项目。与一般的出国交流项目不同，这个项目全部由学校负担相关的费用。这一方面旨在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希望让他们更多接触与欣赏多元的文化。“如果只是依靠这些学生自身力量的话，这样的机会对他们而言可能很少。”
　　
　　新读书无用论
　　
　　李明的家乡是福建泉州的一个小镇，那儿是全国闻名的石材之乡，有许多人世代开厂做石材生意，身家百万甚至千万并不稀奇。他认识的同龄人里，就有很多只读完了初中就继承家业做生意去了。在他们看来，只要认得字、会算术，能够做生意，读书的用处就到头了，接下来只要好好赚钱，才是人生的正道。
　　
　　新的“读书无用论”认为，既然好大学这么难考，读个三本、大专甚至二本都不算真正读了大学，因为毕业之后无法成功、无法立足，那还不如别考了，直接学门本事好了。
　　
　　但王军依然觉得：“求学是走向成功的捷径。”他说，支持新“读书无用论”的人往往举出的例子都是把不读书而取得成功的人拿来和读了书却很平庸或者做得很差的人对比，这种比较本来就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意义的“田忌赛马”。他举例说，他的哥哥在大专读的建筑专业，现在毕业不久，作为初级建造师，月收入确实没有工地上的农民工高。但是，农民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一两天，只能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体力劳动；而他哥哥每天工作八小时，有正常的节假日，并且将来有很多晋升和发展的机会。“哥哥读了书才能成为建造师，而不是下工地。”
　　
　　与周静相比，和她一同长大的同年龄段的人，几乎都已经开始工作，有的早已结婚生子。“我并不觉得我的人生要比他们成功，但就我而言，读书虽然没有像我当初想的那样去挣大钱，但是却给了我选择不同人生的机会。”周静说，“我觉得只有比较了之后，你才能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你想要的，而不是在选择之前，就将自己的人生定轨。”
　　
　　对于这个问题，李明也有自己的哲学：“一切在于你自己的选择，读书有读书的人生价值实现方式，没必要去和不读书的人比。选了做鸟儿就不要羡慕大海，选了做鱼儿就不要羡慕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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