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约从十一二岁就开始了住校生活，那时刚上高小。原因并非我家离校太远。我家住县城近郊，距县城和学校也不过就两公里不到；也不是因为家庭富裕，那是1953年或1954年，国家穷，农家更穷。不过，学校就是那种规定，除了家住县城的孩子，农村孩子都住校。这一住，住了高小住初中，住了初中住高中，一直住到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
　　
　　我是独生子，总住校不在家里，村里的人见了我母亲就说：“你呀，心真硬，一个孩子，那么小，还忍心让他住学校。”母亲说：“上了学，迟早都要离开家的，还不如让他早早离开，学会独立。”
　　
　　从此，每学期上学，父亲帮我把被褥送到学校，几乎得用整整一个学期；放假了再帮我把铺盖卷背回家让母亲洗干净，以备下学期开学再用。
　　
　　我上的高小学校，是一座废弃的文庙。解放前，国民党将它做了伤兵医院，住了些从抗日前线或从围剿陕北延安退下来的伤兵。
　　
　　教室原先是一座大殿，夏天凉森森的，常有追鼠逐鸟的蛇，从屋梁上掉落下来，引起课堂上一片惊叫和骚乱。教室墙外，还可以看到厝埋的棺木，我们挖地时，还挖出过人的骨骸。所以，晚上一个人也不敢乱跑，上趟厕所，也得找两三个伴。
　　
　　床铺很简陋，根本没有现在学生用的高低床，大约是借鉴了军队的行旅方式，睡通铺。一个教室大小的宿舍，两排相向的对面铺，可以住四五十个孩子。各色各样的被褥，很像后来在水利工地干活的民工住所。我有一位姓李的同学，和我很要好，就两人挨着睡。谁知他有尿床的毛病，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画地图”。
　　
　　开始，他怕别人看见笑话，不愿意去晾晒，我就帮他拿出去晒。老师知道后便告诉同学说：这是病，不是故意的，不能歧视同学，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要多帮助，少笑话。
　　
　　由于离厕所远，晚上起夜不方便，尤其是冬夜。学校就给每个宿舍外备了一个铅皮桶，两个人一班，轮流值勤，晚上抬来放在宿舍门外，早上抬到厕所去倒掉。
　　
　　都是十多岁的孩子，爱闹。夏天晚上，熄灯铃都敲过了，窗外晚霞还亮晃晃地照人眼，睡不着觉，就开始说故事，说怪话，或者打来打去。乡下孩子不穿内衣，光着屁股，打得噼噼啪啪乱响，满屋子嘻嘻哈哈。值班的老师，常常在窗下听墙根，把闹得最厉害的家伙，拎出去罚站，罚跑。有一次是胖女老师值班，不知哪个孩子讲起胖老师的胖来，给她听见气得把我们全吆喝起来，在操场上连跑十圈。
　　
　　学校那时也有食堂，主要是供教师吃饭的，个别家境富裕的孩子也有在食堂搭伙的。其余都和我一样，周六放假回家，周日下午背三天干粮来上学。所谓干粮，好点的是粗粮细粮掺和着烙的饼；差点的，就是杂粮馒头或杂粮饼子。提个小罐子是家里准备的咸菜。这些饼子咸菜要吃够三天，周三家里人才给送后几天的干粮。有时，家里人忙，就托村子里进城办事的邻居给捎过来。
　　
　　这样的日子我熬了两年。1956年考初中时，县里教育大发展，在离我家二十多里地的永乐店新设了初中，我被分配到那个中学。
　　
　　想想自己上学的那些日子，看看如今国家操心为学校配校车，小学生吃饭政府供应，真是羡慕呀！
　　
　　其实，住校也有好处，孩子们住在一起增加了互助友爱，增强了集体主义精神和独立生活能力。我就是在住校期间学会了洗衣服，钉扣子，以及带的干粮发霉了怎么处理。
　　
　　我上初中时每个周末走二十里路回家，就拿一本书，边走边看，到家看完。我的一位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语文老师的大学讲义也都是我在住校的晚上读完的。他成了我的文学启蒙人。
　　
　　我想，扩大校舍，接纳住校，大概比置很多校车成本要低得多，安全也好得多吧。毕竟我的艰苦日子只是半个世纪之前的景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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