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20人投入了寻找新词的工作,一年里他们持续关注30份平面媒体和部分网络媒体。这些新词只是一种实态记录,不表明它们会被写进字典或教材。
在教育部举行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新闻发布会上,几乎全部媒体都把“171条汉语新词语”当做了报道的中心。
这171条汉语新词语对许多见多识广的媒体记者来说,也可谓“前卫”和“震撼”,没有一个在场记者能完全看懂171条新词语。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的新词语部分只给出了这些词语,并没有给出一个解释。网上“跪求新词语全解释”的帖子,已经铺天盖地,有些帖子的用语更为夸张,“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这是网民表现诚意的方式。
一些网友在搜索引擎和百科类网站的帮助下整理了一份参考答案,有人呼吁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能给一份更标准、更权威的答案。
“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做出的答案就标准和权威。”参与报告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杨尔弘告诉记者,“我在今年3月看到了这些词语的解释和例句,之前我有70%~80%的的词都没见过,或者看不懂。”
新词语的产生流程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从2005年开始的,报告发布频率为每年一度。去年的报告中,对bbs语言的研究吸引了许多网民,比如中国bbs用户平均每说五个字就有一个“顶”字(平顶山网民的概率可能会更高),“GG”、“MM”大小写可以通用,“酱紫”其实不常用,“886”和“3166”都是再见等内容都是第一次写进学术报告。
今年引起最强烈反应的新词语则是2006年度报告中出现的新项目。南开大学中文系2006年3月接到这个项目,2006年5月正式立项,周荐教授是该项目负责人,将近20人参加了新词汇这部分的工作。其中包括两个教授,以及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青年教师和高级访问学者和1位秘书共18人。整个工作历时14个月,直到2007年7月,新词语部分才最终完成。
他们对30份包括中央大报、专业报纸、地方报纸在内的平面媒体和部分网络媒体进行一年的关注,每人盯3份~4份报纸。每个监测者每天记录下他认为可能的新词,然后上搜索引擎调查该词的意思,进行初步排查。
“最难的就是核查一个词到底是不是在2006年第一次出现。”周荐教授说。他们初期筛选出的词语有三百多条。
这些“准新词”还接受了进一步的考验,它们被送到杨尔弘教授那里,由她到平面、有声、网络媒体的动态流通语料库中进行回查,一些2005年或者更早时候就出现过的词语被标注出来。
这份经过回查的数据再由周荐教授修改确定,他说大家看到的报告“绿皮书”里,一些政治色彩比较浓的词或者纯个人博客上的“私房词”被拿掉了,最后形成了报告中提到的171条新词语。
尽管如此,一些新词还是被细心的网友确认并非产生于2006年,比如报告中把“EMBA”列为新词,但早在2005年,EMBA的招生简章就已经很多见了。
周荐教授说,那些带星号的词语,比如“空调”、“EMBA”和“晒”,都属于旧有词出现新意思。
周荐说新词语将会出一本单行本,包括注释和例句。这些内容本来是计划和整个报告一起发布的,因为篇幅有限,才推迟了公布和出版的时间。但他说出版的事已经谈好了,“最晚今年年底,而且单行本里的词汇,是没有删减过的300多条”。
“人人懂就不是新词语了”
新词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许多人不懂词语的意思,甚至没有见过这些词语。对此。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庆生说,“这是正常的,如果人人都知道就不是新词语了”。
周庆生研究员是2005年以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项目的发起人,他认为,新词语是对新生事物的反映。
一项新技术、新事物出现,总要给他们命名。一命名新词就出来了,这就反映出社会的发展,比如‘和谐社会’、‘博客’之类的。
“还有火星文,过去没这概念,据说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网络交流用的,就是说社会生活中有这个现象出来了,就要有个词来概括它,那么这个词我们就要给反映出来,所以说这也是对社会生活的一个记录,可能过若干年它就消失了。”
周庆生认为,1949年后,中国曾经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语言政策转折。每一次都带来了大量的新词语,第一次是50年代以来的三大任务: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文字改革。
“第二次是1986年,经济建设取代了阶级斗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一些过去在语言文字方面的方针目标政策变了,文字改革不再提了,不作为政府主要的工作方向,重点转为规范化,成立了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标准化规范化等。”
第三次重要转变,周庆生认为就是2006年国家语委主任赵新平在会上提出来的,“构建和谐语言社会”。
周庆生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说明政府正在注意到网络语言和书面语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地方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这种发展要协调,必须首先理解和监测语言的变化情况,这正是《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发布的意义之所在。
杨尔弘说:“我们作为研究者,需要记录的是一种实态。”对于有些人认为新词汇“不流行”,杨教授说,流行词是另一个指标,她每个季度都发表这一季度的“流行语”,“玉米”、“盒饭”等词语都曾经成为2006年的季度流行语。
“我一直认为流行语其实更是反映时代和热点的,人们的高频率使用和媒体的广泛传播决定了它们成为热点。”杨尔弘说,“流行语代表的,都是时代问题。新词有的时候不能显示出热点来,我们用机器进行回查的时候也发现,一些新词只是出现了一次。”
新词语和汉语严肃性
上世纪80年代的著名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中曾有这样一个情节,韩小乐在卧室墙上贴着马拉多纳的海报。他的奶奶非常反感“不严肃”的娱乐体育明星,问他这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这是“美国共产党”,他奶奶才允许他张贴起来。
“新词语”也被人认为会破坏“汉语的严肃性”。
尽管由学术界公布,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应。有中学语文老师认为,这会给学生带来不好的影响,还有人认为这是在破坏汉语的严肃性。
在“新词语”受到这种指责之前,多次被指责的,是多数来源于西方的词汇——“字母词”。这次的报告中,许多字母已经进入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姓名。有家长给孩子起名“赵一A”,更有一位家长,让孩子名叫“@”,读做“爱他”。
这并不是中国人首次使用外来字词,早在民国时期,胡适就曾经把“皮格尼克(野餐)到郊外”写进新诗,郭沫若说自己是全世界“安那记(能量)”的总量。林语堂则喜欢朋友问候他“豪海夫油必恩(Howhaveyoubeen?最近过得好吗?)”徐克电影里安排黄飞鸿用“爱老虎油(他误认为“我爱你”是问候语)”向大家问好,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人们对新词和外来词的兴趣。
“NBA就是一个典型,可以认为是一个字母词,我们一定要用全美篮球联盟这个全称吗?它第一次出现在汉语的会话或媒体上时,新词,是不是就是对汉语的破坏呢?”杨尔弘说,“无论它们是不是不严肃,它们毕竟出现了,它们的存在是有它们的理由的。
周庆生也认为,应该宽容地对待新词语,优秀的新词语会被人继续用下去,甚至进入基本词,而那些价值不大,无人使用的词汇,会逐渐消失。但这种统计新词语的工作,绝对是必要的。
周荐教授刚刚和国家语委的几位领导谈过一次话,大家的共识是:“新词语部分很重要,以后还要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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