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78岁的陈有强决定放弃一切放化疗方案，回老家诸暨度过最后的时光。他的儿子，浙江医科大学一附院毒理专家、医学博士陈作兵支持了自己父亲的选择。
　　
　　3月22日，最后的时刻来临，陈作兵交代母亲，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心脏停搏，也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让他安静地离开人世。
　　
　　这，是一个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
　　
　　2011年4月，78岁的陈有强被诊断出患有腹膜恶性间皮瘤，且已经是晚期，全身转移。在浙医一院治疗期间，陈作兵的哥哥、姐姐、嫂子、妹夫全都汇集到医院来，轮流送饭、守夜，伺候老人。
　　
　　在普外科，很容易看到那些肿瘤晚期的病人，头比细弱的身体大许多，有的只是躺着，浑身插满管子，看上去无声无息。眼见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痛苦不堪，陈有强找到医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再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们让我安乐死吧。如果你们不能这样，我自己想跳楼。”
　　
　　父亲的主治大夫高大夫是陈作兵多年的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如实相告。陈作兵得知后，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苦——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
　　
　　其实陈父有公费医疗，儿女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放化疗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陈作兵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由父亲自己决定。
　　
　　父亲问，化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陈作兵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父亲又问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陈作兵答，全部公费，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父亲说，让我想想，明天上午告诉你。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母亲打电话给陈作兵，说父亲已经决定了，要回老家。
　　
　　从杭州出发，沿着富春江，开车回去平时要走两个多小时，2011年7月，把父亲和母亲送回村子，陈作兵开了近五个小时，他和父母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
　　
　　富春江两岸景色秀美，绿意葱茏，是典型的江南美景。车开开停停，父亲平素沉默寡言，车停下来，他就在风景处站一会儿，说些闲话。父亲曾无意间说起，马剑镇的面条很好吃，车开到镇上时，陈作兵说，爸爸，我们就在这儿吃碗面吧。陈作兵吃了年少时喜欢的猪肝面，母亲照例是青菜面，父亲点了大排面，只吃了一半——他把大排留给了母亲。
　　
　　回到村子，也少有人知道父亲的病情。陈作兵安排亲戚谁也不要多说什么，“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
　　
　　母亲陪伴着父亲。父亲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严格说都是中医禁忌的东西，猪肉，鱼肉，牛肉，鸡肉……爸爸喜欢吃肉，就让他吃好了。”陈作兵给母亲交代，母亲便每天换着花样给父亲做，“爸爸吃得很开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变得很瘦。”
　　
　　整个冬季，父亲总是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前面是村子的操场，目光所及是远处的前山和后山，满山的毛竹挺拔秀丽。村里的人得知老人病了，每个路过的人总要和他说几句话，这些孩童时就曾和父亲在一起的人，父亲在最后的半年里，几乎都见到了。
　　
　　母亲告诉陈作兵，在石凳上坐累了，父亲就回家给老朋友打几个电话，还有那些曾经一起在汽车站工作的老同事。陈作兵记得，一生随和的父亲几乎从未和人红过脸，除了和一位同事——但在最后的日子，父亲给这位同事打电话聊天，两个人和解了。
　　
　　除了2011年9月～12月在国外进修那段时间，几乎每个周末，陈作兵都开车带妻子和女儿回村里陪伴父亲。顺着老屋走五六分钟，是一段山坡。白色的金银花沿路开着，金黄色的小桔梗花和艳红色的野草莓参差其间，毛竹嫩黄的笋尖常出其不意地钻出来，山坡旁边就是几家人合用的菜地，山上的溪水慢慢流淌下来，几乎是无声无息地流进菜园里。
　　
　　那时候，父亲还可以独自种地。他像对儿子说，又像是对自己说：“你看这水，一点一滴流到小溪里，流到金沙河里，再到富春江、钱塘江，最后汇入东海，无声无息，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这些话，陈作兵都记得。
　　
　　父亲先是自己种菜，慢慢地，要拄着拐棍去，坐在地头看母亲干了。陈作兵回家的时候，父亲在菜地里说：“现在种下去的菜，我怕是吃不到了，但是拉拉（孙女）还可以吃到的。”那时候还是2011年的夏天。再后来，父亲虚弱地躺在床上了，母亲就每天打电话告诉陈作兵，父亲每天说哪些话，吃什么东西。
　　
　　2012年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家人全部汇聚到诸暨市陈作兵的哥哥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父亲给每个孙子孙女都发了红包，原本每年只是50元，这一年，红包都变成了200元，老人知道，这一定是最后一次发红包了。陈家吃了年夜饭，拍了许多张全家福，父亲在拍照的时候，始终笑着。
　　
　　过完春节，大年初一，父亲就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按照父亲的意愿和陈作兵的建议，治疗只是普通的补液，对症治疗，缓解疼痛。
　　
　　住院后，父亲很少说话，不进食了。母亲给陈作兵的电话里说的就是父亲今天是否开心，是否笑了，或者右手能动了等。后来为了节约电话费，不打扰儿子工作，母亲学会了发短信。
　　
　　父亲说，他也许出不了院了，这是他生命最后停留的地方。他的骨灰必须拿回农村，埋在奶奶旁边，下辈子有可能还是做奶奶的儿子。儿女长大了，没有牵挂，务必要对母亲好些等。末了，父亲突然指指走廊里匆匆走过的小护士说，看看，经常给我擦背、打针，都是些二十多岁的小姑娘，父母的心头肉，不简单啊。父亲说，有可能的话，你一定要好好感谢感谢她们啊，陪了我生命的许多最后时光哦。
　　
　　趁母亲打开水之际，父亲给陈作兵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母亲，孩子们要好好照顾她，如果她以后也得了重病，不要让她太痛苦。陈作兵说我会的，爸爸你放心吧。
　　
　　这就是父亲与陈作兵最后的告别。
　　
　　一周后，2012年3月22日凌晨三点左右，母亲打电话告诉陈作兵，父亲病危，陷入昏迷，医生问要不要抢救——这样的程序，陈作兵自己也做过许多次，心脏按压起搏（因为晚期肿瘤病人十分虚弱，很容易压断肋骨），切开气管，插进直径超过三厘米的管子，上呼吸机，24小时补液，包括盐水、营养液、消炎药、镇痛药、镇静剂，即使是用最新的抗肿瘤药物，一针剂几千元，也不过是延长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生命。
　　
　　电话里，陈作兵告诉母亲，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了，不要打扰他，让他安静地离开吧。三个多小时后，当陈作兵从杭州赶到诸暨市人民医院，父亲已经平静地走了。
　　
　　父亲终究没有吃到自己亲手种下的蔬菜，母亲将他生前种下的苋菜做成梅干菜，还把南瓜子取出来晒干。这些食物陈作兵现在还没有吃完。陈作兵说，如果父亲一直在医院里，现在肯定还活着，身上插着七八根管子，一天天消瘦下去，脱发，腹胀，“一定是做不了这么多事的——和他的亲人朋友一一告别，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聊天、种菜——几乎每样想做的事他都做了”。
　　
　　4月底，陈作兵带着母亲去西安旅游散心。在兵马俑前，母亲拿出父亲的身份证和一顶帽子，对着兵马俑喃喃自语。陈作兵悄悄过去一看，母亲说：“老头子，你不是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吗，你不是没有到过西安吗？你现在好好看看，坐飞机的感觉怎么样啊？”
　　
　　这时候，陈作兵才知道，父亲原来一直都在，母亲一直背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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