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要做吃饭的人,不做吃草的人。
南北朝之南朝,也有个宋国,国主姓刘,开国者叫刘裕,为区别赵氏家族的宋国,史称刘宋。
“刘宋时傅僧?及子琰,琰子?,为令,并著奇绩。”意思是傅僧?一家三代,崽傅琰,孙傅?,都当官,都做县令,都不简单,都建大业、都有突出政绩。官场这种情况太罕见了,当年社科院之类的学术机构,想来总结一下,命名为傅家现象。只是傅家不说,“世称诸傅有治县谱,相传不以示人。”
傅家三代是靠什么行政的?因为他们“不以示人”,就谁也不清楚了,
其实刘宋时代,做官做得最好的,不是傅家爷崽孙三个,更有一个叫刘元明的,上级认可度与百姓满意度,都要高于傅家三代,“时刘元明甚有吏能,历建康、山阴令,政为天下第一。”建康是如今南京,山阴是如今浙江绍兴,在这两个县做出政绩,不容易;建康,人文荟萃,读书人多,想靠愚民与吓唬老百姓来行政,是很难的;山阴呢,更是出师爷的地方,刀笔厉害,如果乱搞政绩工程,胡弄形象工程,怕有无数支笔如戟,将衙门戳得稀巴烂。刘元明在这两县获得全国政声第一,那多半是真功夫。
刘元明要调动了,另有任用,恰好是傅?前来接任,“傅?代为山阴”,交接手续办完,傅?问了刘公一个亦公亦私的问题:“愿以旧政告新令尹?”刘公说,当官手册,我倒没有,然则,“我有奇术,卿家谱所不载。”傅代县长顿虚前席,降膝聆听,以为是什么绝密诀,却是简单得很:“惟日食一升饭,而不饮酒,此第一策。”
史书记载到此,再无下文。傅?是心领神会了,还是感觉刘公糊弄他?我觉得是前者可能性大,做官者多吃饭,少灌酒,也许最中时政,毋庸多言——当年是常识,不用太多解释,话说一句,便能点醒官僚,开吏人茅塞,何必做一讲就是从八点半讲到一点半的领导讲话?
日食一升饭,而不饮酒,这平常得很,为何是善政第一策呢?我且做三部分讲。
首先呢,吃了饭,有力气给百姓干活。当官容易,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看看报,QQ聊聊天,也能将官做下去,或许还以不曾扰民评个先进;但做个好官,就不容易,得走村,得入户,得下基层……这对轿车书记也许不费力,但对草鞋书记而言,是很费脚劲的。十多年前,我十年碰一回,碰到一位副县长,他路遇买菜的老汉进城,得帮着挑担一两里路;机关院里有人搬家,他混在人家亲戚里,给人搬箱子,抬桌子……蛮耗身体能量的;再往前,我还随领导去给农民挖过土,锄过麦;记得有年双抢时节,狗伏在树荫下还吐舌头,领导带我去给农民踩打谷机,一场下来,我一餐就吃得下一大锅。刘元明刘县令说要“日食一升米”,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吃饱饭,获取正能量,为人民服务,给群众做事,替百姓干活。就算不为百姓体力劳动,但天天为百姓谋划,也是最费脑筋、最耗能的。若喝得醉醺醺的,能干什么?能想什么?不用百姓要侍候,不用美女来陪护,就是好的。
其次,当官吃饭不喝酒,要义是节约闹革命。
一斤米多少钱?最贵的也不超过十块钱吧?
我没见过场面,不知道大领导的柴米油盐到底有多贵?贵但再贵也贵不过酒,五千乃至万把块一瓶的酒,都听说过(听说而已,见过猪跑,没吃过猪肉)。家里吃饭要几个钱?就算公款到馆子里吃工作餐,也真不太耗财政,但若要上酒,那就是挥金如土,钱做废纸,珍珠如土金如铁了。因为官僚一瓶酒百姓一年粮;酒若升级,其他全部升级,上了高端酒,不能在大排档吧?上了高端酒,不能点家常菜吧?上了高端酒,不能让大妈搞服务吧?反正是酒喝得越多,上得越高档,签单起来,那数字后来的0啊,鱼贯而列,穿珠子似的。那都是民脂民膏啊,一张人民币,需要一张人民皮……公款如只吃饭,难以大吃,若是喝酒,那真叫大吃大喝,坐吃山空,县长坐吃县空,市长坐吃市空,国官坐吃国库空。
第三呢,酒杯一端,政策放宽,腐败不就是这么产生的?政策浸在酒里,政策会浸得稀烂;法规浸在酒里,法规会浸得酥软,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官商勾结多是从酒开始的。要说的是,我老家父老评判人品,多是两分法:吃饭的,吃草的。做人事,说人话,是吃饭的;做畜生事,说畜生话,是吃草的。政事耽于酒的,往往不是吃饭的,而是吃草的。张飞鞭打督邮,喝醉了酒嘛;石崇宴客,激客喝酒,不喝就杀美女一名,再不喝,再杀一名……这是在喝酒嘛。官僚喝了酒,酒壮官僚胆,甚恶事干不出来?驾了轿车便横冲直撞,开了推土机便土也推、屋也推甚至人也敢推;诸如将行乞者往春寒河里扔,将女服务员往墙角里顶,将街头“走鬼”往车轮底下赶……诸般恶政,若非喷发酒气所为,也是如醉酒般神经错乱干的。刘元明所谓不喝酒,就是说官僚不能乱发神经。
官员要做吃饭的人,不做吃草的人,即便不是善政第一策,也当是吏则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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