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叶剑英同志在华南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他非常重视掌握政策，特别是当时《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也叫十六字方针，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诀。叶帅又十分注意华南比较突出的地方特点，经常处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状态中，而又比较民主。几年间我没有看见他贸然决定过问题。所以，我那时对这位“参座”是十分钦佩的。再加他常常出口成章，历史典故与古典诗词，信手拈来，都能为他所妙用。叶在小会上常讲“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以此教育他的下级同志。难的是他在行动上也是如此，我没有看见他在会上随便地决定过一个问题，总是细致地作多方面的考虑，还要反复地征询大家的意见。试想想，一个高级领导人如果同上述这两句话老是对着干，其结果如何，不言自明。

1949年11月中旬，解放广州后不久，叶剑英、方方两位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大致每周都要召开一种名为分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会，实即后来的所谓“高干会议”，因为真正的常委不过2—4人，有时甚至就是叶、方二人。我是1949年夏在北京时就调入华南分局工作的，是这个“扩大会议”的固定列席人之一。列席的总人数大约20人左右，是分局、省府、广州市委、市府领导和十五兵团司令黄永胜、政委赖传珠等人。

叶在这个会上，常说的两句话是：“不怕不做事前诸葛亮，就怕不做事后诸葛亮”。

“不怕事前不研究，就怕临事不研究”。

他说，谁能事事都能如诸葛亮一样料事如神呢？何况那只是小说上说的，诸葛亮自己也办不到，不然他怎么会失街亭呢？我们平常人根本不可能在事先对一切都料事如神，我们不怕做不成事前诸葛亮，就怕事后也不做诸葛亮，即不去总结经验教训。那样，我们就会重犯错误，屡犯错误，得不到进步。

叶又常说，我们都是从山沟里钻出来的，少数同志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几乎一切都很生疏，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哪一件事是我们事先一一研究过的呢，根本不可能。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临事还不研究，依靠老一套老经验来应付，这就可能处处碰壁了。所以，最可怕的还是临事不研究。孔子说过，“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我们就要学习这种态度。毛主席生来就会打仗？还不是临事研究出来的一套办法。李德就是临事也不研究，也不学习，要照他外国的老一套办，所以失败了。对我们新进城的干部来说，最怕的就是临事不研究。上面这些话是我综合他多次讲话意思而成。叶讲这些，每次都只三五句，铿锵有力，斩钉截铁。

叶剑英不仅是这样讲，更是这样做的。例如，大概在1951年前后，叶和方方同志常召集一些业务学习性质的会议，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两次共四个半天的会议，省市党政单位司局长以上干部全参加了，恐怕有100多人，是在东山梅花村陈济棠公馆内那两个大小相连的客厅或会议室举行的，有些参加者还得坐在门外。一次是讲如何在海南岛种植橡胶问题，一次是讲在华南修筑战略公路问题，各讲了两次。教师是两个苏联专家。这两个专家看来很有真本事，讲的非常深入具体而生动，确是两个好老师。这些问题，除了农业所与交通所之外，其他听课干部，大都与此没有直接关系。但从培养干部来说，对于这等大事，都应该多学点具体知识，多学点新事物，就可以举一反三，使他们少来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任意胡来了。而这些正是建设新国家必不可少的起码素养。这正是叶剑英在培养干部上能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完全正确的方针。我不知道有多少地方这么做过？

可是，叶剑英继方方之后也被批评了，这两位既抓阶级斗争，又认真抓经济建设的好领导，方方先被批判撤职，叶不久也在人不知鬼不觉中调离广州了。

我是一个在华南工作了6个年头，实际上是占据较高职位但不很称职的南下干部，可我连任何一点“地方主义”的影子也没有看到过。因此，1951、1952年在广东开展的激烈反“地方主义”的斗争中，我觉得完全是一场空对空的战争，我始终未讲过一个字。我在好几年前在广东的党史刊物上发表过长文，说《广东地方主义是海外奇谈》，即是说压根儿没有“地方主义”这回事，就像“文革”中的“二月兵变”一样。我以为连影子也没有。

叶、方作为方面大员，威信确是很高的，这从最高往下看，不是好现象。但反过来就好吗？你到广东去看看，老同志们至今还是盛赞叶、方的，叶、方，包括广州代市长朱光同志在内，口碑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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