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艳名言,王虹艳的名言

· 每一个大都市里都有像安妮宝贝这样的女子，她们是城市的过客，生活在繁华的暗影下，宿命般地被排斥在异乡人的世界里。她们用整个生命哭泣与微笑，拼尽全力捍卫自己幻想的权力，拒绝中庸平淡。但是城市只承担她们的幻想，却从来没有成全过她们。而在暗夜的狂想里，城市逐渐成为心上的一道伤口。她们深陷于一种自在的迷茫中，找不到返乡的路，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 纷乱的城市里唯一永恒的传奇便是爱情，但是爱情已经蜕化成文字域里的一种想象。正是在这里，我想我能够明白安妮宝贝们对于文字的执迷——每一次写作都是与幻觉最近的时刻。就像落水的人渴望臂膀，迷途的人需要方向，安妮宝贝们将虚构视为一种救赎。

· 对于很多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而言，写作与文学是两个概念。她们可以将写作视为生活方式，但是，对于文学她们并没有什么责任感。说到底，写作只是一种行为，而文学则意味着创造。写作某种意义上只是小资生活趣味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写作的女人，本身就意味着自由、另类，意味着不同凡响，或者说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可能性。

· 我们只是一个观望者——站在审美的立场，最后悲悯于一切的无常，我们并不知道救赎之路到底在哪里，在这样一个时代，做一个审美主义者也许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 如果我们翻开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的作品，这样一个事实是非常清晰的：在大多数女性文本中，母亲与爱情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关于母亲，她既是女儿的守护者又是她们的对立面。

· 在普遍的抒情化、简单化的时代，张洁依然力图在叙事的辉煌帷幕中开启她晚年的一部大戏，细节性的再现，哲理性话语的彰显，人们久已疏忽的或是不愿再去经营的典型与细节，终于被大气的张洁拨乱反正，《无字》在延续作者以往作品的精髓上是一个集大成者，但是它却并未开辟出更多的话语空间，这也是令人遗憾的。 —— 王虹艳名句

· 和世纪初的很多个年头一样，2006年的文坛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们看到的喧哗无非是来自图书市场炒作的名家或80后，还有网络上流行的奇怪的“诗歌”，以及文学官方机构权力的更替，这个时代能够沉淀下来的属于文学本身的东西少之又少。如果百年后人们书写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大概会吝啬到不落一字吧。

· 这是近几年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现象，“底层写作”是关于底层的书写，而不是底层人自己的写作，它与一度非常热闹的“女性写作”的概念方式恰好相反。现阶段“底层写作”虽然不能构成大规模的创作思潮，但是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种创作现象。

· 作家的视野突然聚焦到底层，原因有很多，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现状带来的启示，大量的下岗工人、农民工、贫困农民，迅速从社会阶层中剥离开聚合成一个浩大的弱势群体，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相比，这一群体的特征越来越鲜明，其面临的境遇也越来越残酷，就中国近几十年的文学发展来看，社会以及文化现象很容易便演化成文学现象，更何况很多作者的经济状况就在“类底层”之中，他们关于底层的叙述其实也是关于自身生活状态的反思。

· 关于底层的叙述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矛盾的简单化，把底层人的悲惨境遇简单地归结为村长或者包工头的腐败或剥削，并在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之间划上了简单的道德与非道德的对立。

· 底层写作触及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小说来说问题并不是全部，作者以怎样的想像力和叙述方式将问题带入文学的层面，从而通过具象而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现实以及审美的启示，这个是重要的。而当前的底层文学欠缺的不仅仅是深度思考的能力，更有艺术上的表现力问题，而这也恰恰决定了底层文学能够走多远。 —— 王虹艳语录

· 虽然我们不会完全认同于“文学是历史的书记员”这样的说法，但是在文学反映当下中国人的婚恋状态时，它确实是一个合格的书记员。整整一年的作品读下来，没有婚外情、离婚、偷情这些素材的小说实在不多，区别在于有的小说在质问这种行为是不是道德的，有的则不再质问，而直接把这些元素当成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近几年来在文学中与同性恋有关的题材逐渐多了起来，同性恋或作为小说的一个核心内容或作为小说的一个元素，都在另一个层面上切入了我们并不了解的生命以及爱情的陌生地带。

· 同性恋作为少数人的真理很容易令人想到现代以来一切“少数派”的权力运动，如种族问题、女性主义等等，因而它也天然地成为一个具有多元意义的文学表述对象，但是真正的同性恋文学应该不是事件层面或发生层面的，我们更关注的是存在层面的同性恋——作为人类存在之一种，它以怎样的方式唤起我们关于爱与自由的想像。

· 相较于热闹的图书出版市场和网络文学，文学期刊毫无疑问是寂寞的。每一年多数的文学畅销作品由出版社走向读者，而由学期刊发表的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等，多数都自生自灭，或者只是在一个小众的圈子产生影响；人们更多记得的可能是某网站关于年度作家或作品的的评选，每一年各大期刊的评奖活动最后不过是报纸边角处的短消息，能够进入公众视野的少之又少。

· 即使是“养在深闺人不识”，文学期刊也仍是当下文坛的一个重要的声音，从发稿量来看，它至少支撑起了文学的半壁江山。2006年的文学期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倾向于现实性的期刊越来越多，一些期刊本身定位就是现实性而在这一年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一些期刊是重新定位尝试将现实性作为办刊的核心理念。 —— 王虹艳语录

· 一年下来我们能够阅读到的较好的作品与阅读量相比可谓少得可怜，很多问题其实是一目了然的，比如题材的雷同化，关于婚外恋、犯罪、底层的作品几乎占据了多数的版面，而即使是在这几个题材领域，小说也大多局限在浅层次的叙述中，多数作家并不具有深度意识。

· 我想文学期刊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它鼓励了众多新作者的创作，同时它让坚持的人坚持下来，怀疑的人离去，在它所形成的文学磁场内，我们老生常谈的关于爱与美、自由与真理的梦想仍然是它最具有魅力的部分，它对于众多差作品所表现出的足够的忍耐力，是基于对伟大作品的执着。

· 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两年我读了大量的文学期刊上的作品，每年千万字以上的阅读所带来的欣喜与失望，直接让我反思行进中的中国文学。2005年底的时候，当我坐下来想要认真梳理一年的阅读时，发现实在找不到写作的兴奋点，现在2006年也结束了，我想起鲁迅笔下九斤老太说的话：一代不如一代。这或者是一个过于令人丧气的想法，最好的假想是文坛正在青黄不接中——八十年代成名的那一代作家慢慢隐退，新的作家正在成长中，我们也当有所期望。

· 当代女性散文经历了一个从沉默到喧哗的过程。五、六十年代及至文革期是女性散文的沉默期，但是新时期之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散文出现了多种声音的合唱——新潮散文、老生代，新生代，小女人等等，这使女性散文一时间众声喧哗，从而也进入到了女性散文创作的高峰期。

· 建国后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散文总体上来说依然有所成就。建国初期，延安散文的模式被继承了下来，通讯、特写成为主要的文体形式，其内容多是表现革命时期的艰苦奋斗的传统，著名人物的丰功伟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新人、新事、新思想。作为一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文体，散文往往更容易被现实中的各种政策方针所左右，这在十七年时期得到了印证。 —— 王虹艳名言

· 文革后的散文界，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重视写真实、说真话。文革十年的“神圣”谎言已经被揭穿，但是人们心里的谎话，甚至于在无意识中对自己说的谎话却没有消失。

· 新时期初期，很多女性散文依然受到十七年诗化散文的影响，体现出一种精致的诗意与克制，赞美文革后的中国城乡的大变化，对党的政策的讴歌，对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好人好事、真善美的捕捉，注重抒情叙事结合、兼有议论，也和十七年的散文一样，缺乏冲击力与批判意识。这样的文章往往注重开头的悬念，起承转合，展现出的自我是一个充满童心、没有邪念的人，但缺乏洞察力，是一种心志没有受到污染、也同样没有发展健全的人格。

·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学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实验与先锋阶段，文学形式与思想理念的瞬息万变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冲击下，散文的园地也始终静悄悄。散文的苏醒更多地是在纵的意义上回归“五四”传统，但是在新时期文学的大规模的西化过程中，散文找不到自己的可兹借鉴的外来理论——西方并不存在像中国散文那样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因而也不可能提供给中国散文家一套时髦而现代的话语经验。

· 九十年代是一个文化驳杂的时代，对于更多的人来说，阅读是休闲放松的一种方式。先锋派们沉重的诗性意识与颠覆性，在经过了十多年的承诺后，变得苍白可笑，最终走入绝地——一个大众文化勃兴的时代从本质上拒绝先锋，尤其是形式主义的先锋。

· 在散文回归内心、回归自我时，女性散文家们也同样开始了面向自我灵魂的书写。这一时期女性散文的代际现象较为明显，老生代如冰心、杨绛等的作品更加炉火纯青。尤其是杨绛的创作更是显出深厚的艺术修养。 —— 王虹艳名言

· 杨绛的散文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与西方文化素养很好地结合起来。她的散文既有丰盈的文气，淡定的气质，同时也有较广博的学识，能够在平和中见锋芒，不动声色中见惊心动魄。在新时期以后的中国散文界，杨绛的地位举足轻重，她的多篇作品都堪称中国当代散文史中的经典。

· 八十年代早期，当人们还沉浸在回忆伤痕与反思历史的时候，曹明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现在”的叙述。十七年的“革命叙事”，文革后的“伤痕叙事”，在这里都被“个人叙事”取代。“个体”作为一种日常情境下而不是特殊使命下的生存状态被呈现出来，理想与主义之间的战争结束了，剩下的便是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游历。

· 新生代的作家既有力图突破以往散文模式的“新散文”作家，也有一些都市休闲散文的写作者。这是新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后女性散文领域的两种创作潮流。

·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新生代的女性散文家以及创作流派的出现，再加上已有的老生代、中生代的女性散文家，女性散文真正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一方面是不断的向生命的深层空间拓展，一方面则是开始与市场的快餐文化妥协。一方面女权主义思想开始冲击中国女性的写作，另一方面传统生活以及古典文化依然是中国女性散文挖掘不尽的话语储备。老生代散文续接着汉语传统中最为纯粹的语言和文化资源，而中生代与新生代的作家则开始了新潮散文与“新散文”的实验。

·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很多词汇都在经历着一次深刻的“分裂运动”，我们在将某些概念简单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将很多词汇复杂化，就像对于“爱人”的分解一样。“妻子”与“爱人”已经分离，在欲望化的体验之中，名分与内涵，现象与本质都将回到自身，并生成新的外延。所有的事情都在疯狂地朝向某种不可预测的方向转变，神圣的将变成荒谬的，真实的就要变成历史记忆。让“妻子”与“爱人”合而为一成为一种理想。 —— 王虹艳名句

· 在今天，我们的阅读需要的不仅仅只是故事，更重要的是故事背后的沉淀。事情发生了——疼痛和死亡，执着与背弃，然而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看不到的那些又隐藏在哪里呢？

· 文体，又称文类，文学体裁或体式。在这里不是指文学的叙事和修辞意义上的方式。文学体裁的划分方法依据传统分类法，可分为四大文体，即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每一个时代关于文体的选择都是不同的，比如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拒绝了小说，认为它是一种不入流的形式，而明清时期却是小说的辉煌期。我们常说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不仅仅是对于某一时期某种文体的创作成就的指认，也是对一个民族的审美形式和文化精神的概括。

· 如果回溯中国文言散文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散文正是中国文言文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一种钦定文体。文言文在日常话语之外又构造出另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方式是将多数人排除在受众之外的。

· 散文是记载正史的方式，也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学”“仕”一体的思维方式。文言散文的世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得以权力化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女性恰好处于一种边缘地位，她被告诫要远离她的话语权。很显然女性不可能真正进入到一种排斥她、塑造她的文体创作中，她已经被先验的排斥在正史之外，她的创造性是被怀疑的，尽管这种怀疑并没有原因也没有经过证明。

· 散文在父权世界中所具有的主流性的话语功能正与女性的边缘地位、边缘情感相背，性别之“轻微”与文体之“凝重”形成鲜明对比，文言散文拒绝女性话语的介入。 —— 王虹艳名言

· 直到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言文一体”使文学的大众化有了讨论的可能。白话文学要以国民意识、写实精神、社会性代替了以往文学的贵族气、古典做派以及山林气。语言与生活的同构，王纲解钮时代的混乱与缝隙间的自由，英法随笔的引介，文化先锋们的素养，使得白话散文在发轫期便迎来了高潮期。

· 从都市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存在状态与写作状态，它没有修饰，更接近多数女性生活的日常状态，也更细致的勾画了女性世俗生活的图景，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平庸的生活经验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企图超越平庸的愿望——在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中，在斤斤计较的现实牵绊下，梦想着“别处的生活”。

· 追随梦想的声音使女性散文呈现出一种先锋姿态和创造意识。女性散文是女性存在的审美见证，是关于女性生存的诗意言说。审美化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梦想中的生活。

·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女性的新潮散文在文体形式上有了试验的性质。斯妤很多散文开始表现女性的潜意识结构。事实上人类心灵的深度空间以前一直是小说的领域，散文表现的更多的是人的显意识，而不是难以捉摸的潜意识。

· 九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现在的“新散文”则展现了一种“戏剧化的自我”。如果说以往的散文更注重“我在说”，那么新散文则是“在说我”，我是被表述的对象，是具有戏剧化特征的被塑造的自我。

· 凡此种种，当散文成为女性凝视人生世界的一种方式，当散文承载女性对于一种理想世界、理想生活的期盼时，我们发现文体的这种强大的引导力与女性自身的敏感与唯美气质结合，女性回到自身，回到世俗生活的平凡琐碎，也回到心灵世界的伟大的戏剧性中。

· 散文在最终极的意义上是女性生存方式与言说形式的合而为一。散文的日常性使她成为女性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女性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对于很多老生代的作家来说，散文成为对抗宿命的一种方式，它与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所倡导的审美核心——意境——无关，它甚至与审美本身也没有关系，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生存记录。这是我们在女性文本中看到的一种独特的散文存在方式。

· 新时期后，有很多“五四”以及十七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创作的作家，这时候因为年龄或者运动中的摧残等等，她们的身体以及创作力都处于一种衰弱的状态，但是她们仍然在创作，此时写作仅仅只是一种姿态，是向某一种势力或者是生命力本身的宣战，这时候，被她们广泛采用的散文文体，严格的说并不是一种文学体式，而是一种生命形式，文学性被最大限度的削弱，凸现在文本中的是个体生命在劫难后向自我的一次“交代”——就像文革中她们向“组织”交代，现在她们向自己交代。

· 文学的审美意义被一种纯净的表达的欲望取代，散文在它的最高意义上已经不是文学，而是生命，它不需要华丽的文藻，不需要运筹和方式，不需要想象力的驰骋，生命本身的激情成就了一切。

· 汉语散文新思维有着多种层面的所指，它首先应该是针对文体本身的认识。建立自觉的文体意识，凸现文体本身的美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以一种实验创新的态度面对散文。其次，是汉语散文的宏观认识。这是把散文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是在汉语写作内部，同时也是在世界文学之中，给汉语散文过去、现状与未来的一种定位与瞻望。

· 每一种文体本身都有它独特的审美品质，建立文体意识首先应该认识到文体的这种独特性，任何关于文体的实验都是将这种特质发挥到极致，而不是将它抹杀。散文也是这样。它自身的种种特质既是对创作的限制，同时也是它的优势。

· 女性散文的文体自觉意识在“五四”后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这种自觉意识并没有作为传统深入到所有女性写作之中。对于很多女作家来说，散文创作往往是小说或诗歌之外的一种附属品，它承接的只是过剩的热情，或是热情消退后的无奈，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独立性往往被忽视。

· 从凭借先天的良好的艺术感觉而从事于写作，到认识到文体的独立性与规范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到突破规范的途径，从而重新进入到自由之境，这是散文在否定——肯定——否定的辨证思维下的重新整合，也是散文家进入到创作的更高境界的必要的环节。对于散文来说，恰恰是在坚持某种规范的情况下的“反规范”，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体创新。

· 当代散文家对于文体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缺乏认识，散文的纵向演变与横向比较，以及文体的历史意识与宏观意识都显得匮乏，而这也便直接导致了女性散文的视域比较狭窄。事实上就汉语散文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既包括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汉语散文的历史，同时也包括以汉语作为散文写作语言的诸多群体，包括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海外的诸多华人居住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加拿大等等，这形成了汉语散文在二十世纪后期“多元发展、共生互补的繁荣鼎盛的整体格局，堪称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

· 就世界散文来说，它是一种较为模糊的概念，很显然散文与民族思维方式的同质性决定了它在不同文化形态下的不同的文体形式，也决定了我们对于散文的比较研究将会变得艰难。但是即使不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五四”时期中国散文建立的开放性的传统至今已经变得越来越薄弱。现代散文在开端时便是以一种“拿来主义”的姿态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 王虹艳名句

· 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汉语散文应该成为东方审美传统与西方现代精神的一种结合体，当然这首先并不是文体的问题，而是散文家自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这种结合。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本身对自己民族的主流文化具有间离意识，她作为文化的客体并没有阐释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散文作者更容易形成某种开放意识。事实上，中国女性散文对于西方女权主义的借鉴，新潮散文对于现代主义技巧的实验，都使我们看到女性散文的巨大的创造性与可能有的开阔的视野。

· 建国后，我们一直将普通话视为一种标准的书面语形式，但事实上，中国文学语言有着更为丰富的资源与支脉。如果没有方言、文言与口语等语体形式作为一种补充或者支援力量，那么普通话将是语言等级秩序中的霸权者，白话将失去汉语文化传统的根脉之一，而书面语将只能是呆文，汉语文学语言的路也会越走越窄。而语言一旦失去了它作为一种艺术媒介的存在价值，便也就失去了它自身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它能够提供给人的想像力也将受到限制。语言的荒漠往往就预示着我们自身的匮乏。

· “五四”以后，文言散文的传统被中断，而文言作为一种语体形式也成为汉语语言的过去时。语言的灭亡往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渐变，随着时间以及各方面因素的变化，语言自身不断发生变化；一种则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干预，从而人为地中断语言的某种传统。“五四”时期的文言文传统的中断便属于后一种情况。

· 就“新散文”试验来说，文言文化中可能会继续保有生命力的因素应该成为新语体的内在滋养，否则散文创新的基础便会显得脆弱。从这个角度看，台湾散文在语言形式以及汉语文化的继承方面比大陆散文更多了与传统的渊源关系。

· 客观地说，“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仍然在文言与白话间寻找某种“化”的可能，“化”是在形式变异下的对于原话语的一种潜在的转义行为。冰心就曾经主张语言要能“化”，即“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并认为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但是这种“化”的转义在随着白话文日渐成熟、民间语体的不断深入、基于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语言大众化的要求等等情况下，逐渐失去它的转换的可能。

· 汉语言自身的灵活，骈散相间，参差错落，仪态万方的美质并不是汉语与现代性接轨的不利因素，相反，它是这种现代转向的基础。当下的散文语言过于注重语言的标准化、书面化，往往只是由书本到书本地转化某种叙述方式。而另一方面网络写作又过分注重外来语汇以及与现代科技息息相关的时尚词语和完全情绪化的感叹词。虽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从事写作，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写作对于官能感受的强调要远远超过审美感受。现代人越来越复杂的心理体验在无节制的宣泄中变得苍白，网络写作包括网络散文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可能性。

· 我们无法对“母亲”进行福柯“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研究，那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一种简略的办法，是通过传统文化下已有的母亲类型来透视母亲概念的生成过程。本文主要以中国现代史之前的母亲形象，包括民间戏曲、文学文本以及口头传说中的相关资料作为参照，以切入这一主题研究。

· 贤妻良母型。这是男性书写中关于完美母亲形象的最普遍的典型,它不仅寄予男性期待视野中对母亲形象的理想，同时也是对一个完整家庭结构中女性角色的设置——贤妻良母本身就已经暗示了父与子的在场。而与妻子、母亲的贤良对应的正是父亲与儿子的权威。

· 中国传统文化秉持一种以和谐为基本原则的价值观念。在这一观念引导下，中国人形成了重整体、重直觉、重关系、重实用的思维方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对于女人而言，这里的“天”与自然意义上的“天”，或者说与人生境界中的“天”并不发生直接关系。“天”直接指向的是父、夫、子。

·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旦进入日常语境，一个拥有母亲身份的女人便不仅仅只是认同或迎合传统文化赋予她的角色界定，她更进一步地同化在父权意志的威严中，并在主流秩序的边缘处仿构出女性亚社会秩序的摹本——它建立在对更年轻的女性生命力的框正与压制上。这就意味着女性在亚社会文化中摹仿的正是主流文化等级制度及父权至上的家庭戒律，这样母亲在服从、趋附之外，现在她又增加了“执行者”这一隐性身份，而这正是贤妻良母的“最高境界”。 —— 王虹艳语录

· 中国古代大量的悼亡诗、忆内诗、寄内诗都记述一个女人为人妻为人母的功德，岳母刺字、孟母三迁、三娘教子等将母亲教育与子女成才直接联系起来，直到今天贤妻良母仍旧是男性视角中女人的主要价值。当然“五四”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启迪了新文学的作家们将母亲与个人赎救与民族文化联系起来。

· 中国封建文化的贞操观念为一个母亲尤其是寡母设置了唯一的可亲密的对象只是儿子，爱子就等同于爱亡夫、爱公婆。但是，一个将女性推向“恋子心理”的畸形规制，却反过来禁止并讽刺女性趋向这种心态。

· 贞烈观落实到对“母亲”的定义时，很容易被置换成自我牺牲、奉献等。如果说，以往“牺牲情结”对于母亲来说只是一种基于母爱精神之上的本能，那么现在，它通过伦理灌输已经成为一个母亲的显意识。也就是说，母亲的自我牺牲精神被归纳为一种伦理学模式，这种模式将女性的母爱天性演化为一种自觉的无条件的责任感。

· 当牺牲与奉献成为母爱的代名词时，“成为母亲”首先便是对于一种母者精神的信仰。是的，从身体的疼痛到精神的凤凰涅?，最后在一种类似于宗教般的激情中执迷，母者认同了她作为社会规诫对象的身份属性。也正是在这里，母者把自己供奉在父性的神坛上，她不得不等待一场新文化下的解放和复原。

· 学界不断出现关于一些概念的讨论，其实说到最后，也往往难有定论，尤其是近期内的“纯文学”“文学性”以及“好作品”等等，不仅不可能有定论，也不宜有定论，因为很多所谓定论式的东西往往会带来单向度的实践，就像“底层写作”近几年内频频亮相，它由作者的自发的写作，变成评论者理念上的总结和号召，然后又回到作者那里成为自觉的响应，现在变成了一窝蜂式的跟风和雷同。 —— 王虹艳名句

· 反对以“纯文学”来界定文学本体性的人，很多是因为他们认为纯文学的概念偏重于形式试验，偏离于现实批判，拘泥在主体内心世界中，是典型的“内向化”的写作。而我认为纯文学和主题、题材、写作风格、艺术追求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你不能说某篇小说进行了文体试验就一定是纯文学，也不能说某篇小说写了贫困的底层就不是纯文学，最重要的是作品中体现出的审美的超越性——超越世俗道德、超越宗教、超越历史和当下，最终信靠在美神指引的方向上。

· 当然，纯文学势必是小众的，它在特定时期可能不被认同，它是少数人为之殚思竭虑的艺术创作，是具有崇高感的文学朝圣。在它所开辟的文学疆域中，矗立着几乎所有文学史上的殿堂级人物。

· 当然更多的文学期刊仍然希望在艺术与可读性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让杂志活下去，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作为纯文学期刊的尊严。可以说对于很多文学期刊，文学仍然是一种和灵魂相关的神圣事业。

· 强调“崇高感”或者“神圣感”这样的词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后现代哲学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让大家认识到了文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文学能够承担的责任其实很少，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很少，作家不应该把自己太当回事，传统的所谓深度、责任、神圣感都是可疑的。

· 而我觉得这是一个合适的建构的时候：重新想想纯文学的事情，即使我们并不能严格的定义或者划分；也是一个合适的时候：回到爱与美与自由的旗帜之下，拣拾起我们一度嘲笑的那些使命感或者神圣感，让写作听命于内心世界，而不是随声附和或者跟风从众。在一个浑浊蒙蔽的时代重新做一个作家,重新回到文学的神圣的殿堂。 —— 王虹艳名句

· 二十世纪的散文研究始终处于一种边缘地位，散文文体的范畴论、特征论等等都在很长时间内引起评论界的争论。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散文的日渐走红，散文批评更由于大众媒体的介入而变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散文理论的每一点共识都伴随着争论和媒体的炒作，这种争论本身使九十年代的散文研究呈现出既浮躁化又多元化的特点。

· 八十年代的散文批评，主要是集中在对于现代文学中散文理论的整理，以及对现代散文史及散文艺术论等方面的关注。但是更有意义的是这一时期对于17年散文的重新认识与评价，这直接影响了新时期的散文创作与理论的发展。对17年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杨朔模式”、“形散而神不散”、“轻骑兵论”、“海阔天空论”等一些权威性观点的批判。

· 关于“新散文”，批评界始终都是以一种极大的热情来鼓励召唤它，在八十年代，几乎每一种文体——小说也好，戏剧也好、诗歌也好，都开始了“探索”、“实验”、“先锋”、“崛起”的过程，但是唯独散文的园地静悄悄，似无人耕种一样。面对这种沉默，散文理论家开始积极呼唤具有现代意识的散文的诞生。

· 在文体的规范方面，“大散文”与“文体净化”互相对立。八十年代，林非的散文“广义狭义说”，是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广义散文包括了抒情、议论、叙事等不同特质的散文，而狭义散文则是以抒情为主的散文，当然也并不排除智性的思考。

· 关于大散文与散文净化的论争，到今天依然是难有定论的话题，它直接引发的一个争论是究竟应该把什么类型的散文视为散文正宗。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在由北京大学组织召开的第一届“中国散文论坛”上，林非强调了散文的广义狭义之分，并以徐迟的“塔尖塔基论”来论证抒情散文应当是散文中的塔尖，而其他类型的散文则是组成了散文的坚实的塔基，虽然这种提法较为温和，但是实质上也是认同于“抒情散文正宗论”。而北大的陈平原教授则认为智性散文更能体现散文文体的优越性，并以鲁迅、周作人的创作为例证明智性散才是优秀散文的正宗。

· 一种文体的最理想的发展状态并不是某一种类型成为正宗，或者成为主潮，而是多种形式的并存，只不过批评家应当在这种“并存”中，发掘出真正优秀的作品，而这种“优秀”是在不同层面上成立的。

· 关于“小女人散文”的论争。小女人散文主要指90年代初、中期在上海及广州一带风行一时的都市女性散文。女性文学与都市的关系本身就是十分紧密的，因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就是在城市文明化进程中展开的，因而许多女作家都会创作出与城市题材相关的作品，在散文界也是一样。

· 九十年代以后，“新散文”一词经常被使用，无论是在出版、创作还是批评领域，“新散文”都频频出场亮相。人们用“新散文”来指称或标榜一种与以往散文不同的散文，但是因为没有一个鲜明的参照系——很难说，“新散文”到底是相对于“五四”时期的散文，还是十七年的散文模式，而散文作为一种个性化言说方式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新散文”的命名方式往往带来混乱。

· “新散文”在继续使用散文已有的话语资源和叙述方式外，还进行了更多的文本创新——关于暴力的经验和回忆，情爱表述与性话语的出场，多样化的人称形式，文本衔接中的情绪化结构方式，多种感知方式所带来的奇异的艺术视域等等。

· 尽管“你”始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毫无疑问，正是因为“你”的倾听姿态使得散文的内在空间具有某种向外敞开的趋向，这首先是因为叙述主体的对话姿态，她时刻感到外在凝视的目光的存在，她的叙述不断地被新的叙述打断，不断地回到“你”的语境之中，从而使得叙述本身成为某种关于叙述的反省。也正是通过这种对话，叙述者跳出了传统散文和谐连贯的文本语境，并转换视角和节奏来重新反思历史与当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 “新散文”的反叛意识还表现在对于某种“新感觉”的呈现。这里说的“新感觉”是指与以往散文常见的情感与价值判断完全不同的取向。

· 那么灵魂深处的决绝、残酷、争执都是可以进入散文叙事中的吗？难道这些都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吗？难道散文不是一种过去时态，不是关于往事的平和、冲淡、雅致的回忆吗？难道散文可以用这样实在的笔调写个人内心的冷漠与苦闷吗？在新生代那里，这些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生命在纪律、窥视、嘈杂、强制和混乱的环境中所经验到的无望和无奈，某种意义上正是人生命情境的一种象喻，而并不仅仅只是青春期的特定场景。

· 总体而言，“新散文”对于以往的诸多意象进行了重写，诸如童年、青春、革命、父亲、宗教等等，以往散文中常见的温和静观的“追忆型”叙事被一种更强调当下性与创伤性的叙事姿态取代，回忆中的怀旧色彩也被某种残酷之美替代。

· 黑孩的散文比较有代表性。她不再采用传统散文的那种唯美的抒情笔调，很多篇章中出现了虚渺、朦胧的叙事姿态。在叙事的时空结构上，其特征是类似于马尔克斯的那种多时空语态的交杂，而诸种强烈的意象的凸现则使语言的强度，情绪化、感觉化倾向加重。尤其在进行童年往事的叙述时，更加多了一种主观情绪，这也是她被称为“新感觉派”的缘故。

· “新散文”的“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借鉴了新潮小说的“元小说”的笔法。它将叙事进程视为一种自觉的文本策略，注重叙事声音的“间离性”与主观性。 —— 王虹艳名句

· “新散文”是散文思维的一种变化，但是也同样面临困境。首先，有些“新散文”作家过于依赖思想的力量，这使散文的形象性减弱，也往往使散文的形而上空间捉襟见肘。毕竟依靠思想来结构散文，就需要散文家有不断深化和创新的思考，否则便容易给人重复的感觉。其次，文本的叙事性增强，有了小说那样的吸引人的要素，但是许多作家往往又处理不好叙事、说理与抒情之间的关系，不仅使自己的散文“四不像”，而且更多了矫揉造作的做秀感，这也是损害散文生命力的缺憾之处。再次，对于语言形式的过分注重往往又会弱化某种精神力量。

· 毫无疑问，“新散文”的作家们就个体的创作成就而言，还没有出现自己的可以进入散文史的大家。某种意义上，“新散文”作家的创作充分证明了散文作为一种“易学难工”的文体的特征，对于一个散文作家来说有几篇出色的作品已经不易，而想让每一篇散文都保证很高的水准，显然是困难的。

· 我们以“重写”来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写作立场与话语形态进行集体命名，这并不只是针对于历史域中的父权话语规范，也针对于女性自身在这些规范下的盲从与仿构。重写是一种否定意识,它使女性写作最终趋向了“反阐释”与自我阐释的目的；重写也是一种具体的文本实践,女性写作是通过对传统视域下既定话语样态的反驳来颠覆父权制的性别秩序。

· 母亲的新形象并不是占据旧形象留下的话语真空地带，相反，当我们以母亲形象的新变来归纳母亲形象在现代女性文本中的崭新书写时，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强调与历史原形象迥然不同的新类型，如现代超级妇女形象和窥视者形象，我们同时也要关注已有母亲形象的现代演绎并力求在历史性与现代性中寻找其共通及变异之处。

· 女作家正是在女性集体记忆与现实重塑的对应式诗学建构中，记叙了母亲由节妇烈女到“叛天之徒”、由贤妻良母到出走的娜拉、由古典淑女到超级妇女、由知书达理到窥视者形象的历史演进，从而完成了对母亲传统与当下境遇的双重观照。

· 正如一句西谚所说：主人的工具永远不能摧毁主人的房屋。在女性文本中形式的价值已不拘泥于中性化的工具意义，事实上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凡是以中性的甚至人类的名义加以肯定的话语方式，其终极属性都是男性化的，因而重写母亲就意味着女性要在自我生存、阅读、写作的经验之上另立一种话语方式，这一方式并不代表也不谋求代表人类的话语方式的主导地位，但是它却必须在“生而平等”的性别诗学的启蒙精神中得到承认，因为这是在父权制传统的文化惰力下女性经由性别叙事革命所能得到的被允许范畴内的最大程度的自由与真实，父权制无法嘲笑这一尚不完整的诗学品质，因为这是被埋没了千年的“莎士比亚的姐妹们”在自我话语真空状态中的第一次群体性飞翔表演，她有理由得到来自女性性别内部与外部的认可与赞许。

· 与女儿的视角相比，母亲视角与女人视角则有了质的变化。母亲视角是指叙述人本身即是母亲，并对母亲角色进行主体性的反思。这一视角的意义在于她深入了母亲的潜意识领域，直接反观了作为母亲的女人的内在真实。

· 在塑造典型形象的传统诗学主张下，人物成为小说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人物的真实圆整是小说成功与否的重要审美标准，但是从神圣叙事到直觉、欲望叙事的审美蜕变则使这一经典理论毫无立身之处——人物形象被置于先锋文学实验的话语策略边缘。

· 诚然我们无法界定一种完美的话语模式以此对照女性叙事的得与失，但是递减性的思维常例----这也正是女性主义自我界定的常见思维方法之一——告诉我们女性在营构叙事策略的同时，也应当不断加以消解和重构，因为完善只是一种不断趋进的过程，放弃了来自内部的自我超越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一趋进的动力与可能。

· “底层写作”是这几年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家们持续地对于中国底层大众的关注令人钦佩。但是作为一个文学选刊的编辑，在每天大量的对于原创作品的阅读中，我慢慢生出了许多疑虑。

· 从文体试验到重新强调叙述故事的重要性，纯文学也好，主旋律也好，通俗文学也好，底层要么只是模糊的概念，要么就是承担象喻或者宣传功能的符号。被符号化了的底层有时候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象，有时候是宣传机构有意识的引导，百姓在这样的引导中往往是具有极高觉悟的代言人形象，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活生生的“这一个”却是缺席的。

· “底层写作”在反映时代性、特殊时期中国贫困阶层的生活境况，中国工农从当家作主到变成弱势群体过程中复杂的心态变化，都取得了应有的成就；很多作家的主体姿态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给予人物极大的同情和悲悯。

· “底层写作”以及它面向现实的批判精神给人以启示，而且也越来越引起重视。但遗憾的是当“底层写作”越来越响亮时，好的作品却是越来越少。从作者的自发的写作，到评论者理念上的总结和号召，到期刊发稿时的赶时髦，最后又回到作者那里成为自觉的响应，直到一窝蜂式的跟风和雷同。

· 好作品其实和题材没有必然联系，你不能说某篇小说写了贫困的底层就一定是了不起的作品，也不能说某篇小说进行了文体试验就一定是纯文学，最重要的是作品中体现出的审美的超越性——超越世俗道德、超越宗教、超越历史和当下，最终信靠美神所指引的爱与自由。

· 对于文学的众口一词往往会带来某种权威式的导向，带来乏味的文学创作现实，让人在茫然中感叹“和而不同”是多么不易。文学无论是以题材、主义或者是以文体形式来划分，都应该有多元化的导向和创作实绩。

· 我想好的文学生态环境是允许有一个多向度的写作和阐释空间，既倡导多元化又兼具责任感——享受消解中心之后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同时承担起对于深度和价值的追求。

· 大量的关于童年和乡土的记忆往往就是关于回归纯真与完整的成人愿望。每一个文人笔下的乡愁都有着一种相似的基调，这是他们共同的文化传统造就的。

· 现代以来，乡愁特有的“家国一体”的特征也突现出来，这是儒家文化与特定社会潮流影响下的一种乡愁形式。“怀国思乡”是一种游子心态，是在异域文化语境下寻求一种归属感。

· 以城市生活为中心的一部分女性散文回避了乡村故土，也回避了终极价值的追问，现世的欢喜成为人生的归宿，无论是乡土故乡还是文化故乡都不再激起她们浓重的惆怅、失落的愁绪。都市成为物质与心灵的暂留地。一部分具有休闲娱乐倾向的都市散文大量登场，成为世纪末散文领域的重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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